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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大,为何在莫斯科召开?

2017-11-08党建网关山远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日前胜利闭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据报道,大会召开前后,外国政党政要及各界人士纷纷致电致函,热烈祝贺大会召开和习近平总书记当选。截至2017年10月30日,共有165个国家454个主要政党发来1340多份贺电(函)。

自从1921年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党代会,都是党的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党的历史的重要节点。鲜为人知的是,1928年的中共六大,是在当时苏联首都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召开的,会议在高度机密状态下举行,参会代表均用化名。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这是出席中共一大的董必武在新中国成立后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题词。不了解党代会,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共产党。重温六大的历史,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就会深深明白: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走到今天,是何等不容易……

周恩来一生经历大风大浪多矣,但这次遇险,是刻骨铭心的,因此,半个世纪后,亲历者邓颖超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1928年5月,周恩来与邓颖超从上海乘坐日本轮船前往大连,在青岛停靠时买了一堆报纸上船,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一到大连,还未下船,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拦住周恩来夫妻,开始盘问。

日本人问:“你是做什么的?”周恩来答:“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答:“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问:“到哪里去?”答:“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人马上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邓颖超也想跟着去,但周恩来大怒:“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

此时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还不到3年,邓颖超一个人到了城里的旅店,焦急等待,不知周恩来是吉是凶。半个世纪后的1985年,邓颖超在大连撰文《我们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回忆说:“当时,我的心情是着急、忧虑不安,如坐针毡,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表面上还是沉着、镇定,装着泰然无事的样子。大约两小时后,恩来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我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烧毁。我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后来,我们还是有说有笑地去楼下餐厅用餐。”

邓颖超事后才知道,周恩来被带到日本人的水上警察厅后又遭到盘问,一个回答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日本人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回答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象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日本人无奈,这才放了他。

但危险并未过去,当天下午去长春的火车上,他俩发现坐在对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周恩来夫妻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侦探拿出名片给周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咦!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住进长春旅馆,似乎没人跟踪了,但周恩来仍然非常谨慎,马上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接下来,夫妻俩分开,先后抵达哈尔滨,因为接头证件毁掉了,只能在火车站等,等了数日,等到了李立三。

这是一趟什么样的危险之旅?分别作为代表和列席代表的周恩来与邓颖超,辗转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邓颖超在回忆中说:当时东北是日本军人和奉系军阀控制的地区,随时可能被捕。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一书中,能够看出当年参会代表何等不容易。福建代表罗明回忆说:1928年3月,接到通知参加党的六大,4月间,他和另一位代表许土淼离开厦门到上海,“在上海等了很久,然后取道大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住了20多天,才由交通员带我们乘车去满洲里。下了火车后,改乘马车到中苏边境的一个山地,我们是晚上爬山过边界的。事先,交通员提醒我们不要咳嗽,而当时许土淼患肺病,咳得很厉害,过边界时,只好捂住嘴……”党史学者林宝敏在《中共“六大”的五个历史细节》一文中写道:“1928年4月下旬起,142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为了避开特务跟踪,代表们到哈尔滨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绥芬河过境,另一路经满洲里出境。党的领导机关在哈尔滨设立了接待站,接送过往代表。代表们离开哈尔滨时,每人领了一截折断的火柴作为接头信物。到满洲里下车的代表,由苏联人驾驶标有‘67’和‘69’号码的两辆马车负责接送。来人只要交上半根火柴,不必说话就可以上车。然后换乘火车,前往有7天车程的莫斯科。”

好在,当时的东北,距离张学良易帜,还有半年时间;距离东北军与苏联军队冲突的“中东路事变”,还有一年多时间;距离日寇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还有3年多时间。参加六大的代表们,虽历尽艰辛,但基本上都安全到达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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