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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战地记者张天虚

2017-09-11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37年11月8日,在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的领导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中国记协的前身)组织大批左翼新闻工作者奔赴抗战前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秘密党员、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政训处干事张天虚在台儿庄抗日前线,创办了全国第一份由军人编辑油印的报纸《抗日军人》。张天虚既是军人,又是记者;既拿枪上阵杀敌,又提笔撰写报道。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又跟随六十军驰骋抗日战场,撰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

护送聂耳骨灰回国

张天虚原名张鹤,字友松,又名剑平,曾用名天虚、鹤、虹子、天山等,1911年12月8日出生于云南省呈贡县龙街。他自幼聪颖,爱好读书,尤其喜爱文学,14岁时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张天虚在省立一中时喜欢文学写作和编演话剧。当时学校组织晚会,常常邀请省立师范学校聂耳的小乐队参加。于是,经过多次接触,张天虚与聂耳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

聂耳于1912年2月14日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甬道街73号。他自幼酷爱音乐,在省立师范学校读书时,就组织了自己的小乐队经常在昆明的各个中学表演。同时,他又喜欢演话剧,扮演女主角玛丽亚,一时玛丽亚成了聂耳的代名词。张天虚和聂耳结识之后,经常一同演出、聊天、游玩。聂耳的家住在昆明市里,张天虚常常登门拜访,他那谦和大方、朴实坦率的性格,给聂家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29年7月11日,昆明发生了一起由于军阀争权夺利而引发的火药爆炸惨案,造成320余人死亡,重伤致残者579人,直接受害者320多户、1200余人。惨案发生后,中共云南秘密党组织立即通过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济难会”,号召青年学生组织服务团深入灾区,抢险救灾。张天虚和聂耳都参加了“济难会”,积极参加救灾活动和演出,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捐钱捐物,救助灾民,护理受伤灾民,组织灾民子女入学,并以“青年服务团”和灾民的名义,在文庙街召开救灾大会,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查清真相,惩办祸首,揭露反动当局企图把这件事的罪名转嫁给共产党的阴谋。对此,反动当局恼羞成怒,大肆抓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鉴于昆明政治形势恶化,张天虚、聂耳于1930年夏、秋分别离滇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张天虚加入了秘密党组织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在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中曾担任过“左联”的领队。除参加左联组织的活动外,还用论文、散文、新诗、小说等各种形式进行文艺创作。193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期间,他曾到北平学“政治经济”,利用假期两次到浙江普陀旅游,并为长篇小说《铁轮》的创作采撷素材。回上海后,他带病写出了47万字的巨著《铁轮》,郭沫若为其作序。茅盾后来在《在香港编〈文艺阵地〉》一文中回忆道:“天虚是个青年作家,我认识他是由于他把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铁轮》给我看,那是1936年初,他刚从日本回国。我发现他是一个朝气蓬勃、很有才华的青年,就一直与他通信。”

聂耳到上海后,于1931年考入“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不久加入“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左翼戏剧联盟”,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和百代公司工作,进行进步电影歌曲的作曲创作,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大陆歌》《毕业歌》《码头工人歌》等30多首不朽的爱国主义歌曲。

张天虚和聂耳同是革命文艺战士,又是云南同乡,飘零在十里洋行的上海,自然是时常来往,关系特别亲密。张天虚在《忆聂耳》一文中说,1931年的一天,聂耳和郑一斋到平安旅店造访张天虚,张天虚把聂耳“抱摔在床上,极度的欢快压倒我们,除了疯狂的笑,什么话也不想说”。

由于在上海的活动受到特务的盯梢,1935年3月,张天虚被迫离开上海,到日本东京一所大学读社会系。张天虚和聂耳虽然天涯海角,相隔万里,但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信件往来从未间断过。1935年4月,聂耳也抵达东京。他一下火车,就乘汽车直奔张天虚的住所。老友异国相见,更是激动无比,他们住在一起,畅叙别情,交谈对祖国革命事业美好前景的看法,并一同游览了东京的名胜古迹。

在东京,张天虚和聂耳分别加入了“左联”东京支盟所属的“小说之家”和“戏剧之家”。在张天虚的引荐下,聂耳应邀参加了杜宣主持的中国留日学生“艺术聚餐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演讲,严肃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上流行的靡靡之音,演唱了他自己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歌》《大路歌》等歌曲。而张天虚则在根据果戈理的小说《钦差大臣》改编的话剧《视察专员》中,扮演了邮政局长。他还写过一些歌词,如《统一战线》《救国后备军》等,请聂耳谱曲,在会上演奏。

不久,聂耳应日本友人之邀参加“新协剧团”赴京都、大阪、横滨等地演出。张天虚给聂耳送行,俩人约定演出结束后再聚。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次分开竟成了他们的诀别。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藤泽市海滨游泳时不幸遇难。张天虚闻讯后,悲痛万分,立即奔赴藤泽市,与日本当局交涉,收领并火化了聂耳的遗体。张天虚带着聂耳的骨灰回到东京。东京“左联”支盟组织召开了聂耳追悼会,在东京的中国文艺界人士纷纷撰写了挽联、诗歌、悼词。会上,由张天虚报告了聂耳的生平、革命业绩和做出的贡献。1936年初,张天虚和郑子平把聂耳的骨灰盒、提琴、日记、衣服等遗物护送回国,并由聂耳的哥哥聂叙伦1937年8月带回昆明。聂耳的骨灰被安葬在昆明西山。张天虚在《聂耳论》中写道:“新兴乐坛是由他一手来奠定了初基。音乐、电影、戏剧合流巨浪的掀起,无疑地他是最得力之一人”,“独当一面的一代艺人,聂耳是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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