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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用人如何考量德才

2017-04-14光明网陈家兴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古今治理,都把人才放在首位,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然而,人才的标准是什么?人们常常说要“德才兼备”,把德与才作为用人的两个重要参数,那古人是如何把握德与才的尺度的?

重德始终是用人底线

司马光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古代君主用人,多取德才兼备。考诸历史可以看出,在天下纷乱时,往往更看重才干。而国家安定时,对德行的重视度就大幅提升。在非常时期,一些有为的雄主用人的时候,迫于人才紧缺的形势,也会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但是,唯才是举绝不是忽视德行。

作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在纠合诸侯以伐宋的途中,遇见贤才宁戚,就想用他。面对臣子的劝阻,桓公说出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话,《吕氏春秋》记载了这一段故事。其臣说,宁戚是卫人,不如派人去打听一下他的口碑,“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说:“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

显然,齐桓公采取的是“唯才是举”的策略。这种用人思路,吸引了管仲、宁戚等一批大才辅佐,成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霸业。

春秋战国时期,人才就是竞争力,各国争相求才,如何用人,彰显的是君主的胸襟气度。然而,即便放宽用人标准,“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也决不是没有底线。

魏文侯之用乐羊,清晰表明,人才一旦突破德行底线,就无人敢用。

当初,魏文侯用乐羊而不疑,用之攻中山国,乐羊之子乐舒就在中山为官。文侯左右本就妒忌乐羊骤得大用,见其总是不攻,便在文侯面前说他的坏话。但文侯把群臣的告状信都封在箧内,在乐羊攻下中山后,文侯为之设宴庆贺,宴毕送他两个箱子的告状信。

然而,文侯的疑心也便在乐羊攻中山国之时种下了。当时,中山子姬窟把乐舒烹成羹送给乐羊,想以此使乐羊悲恸而不能战,没想到乐羊够狠,直接就在使者面前吃了一杯。文侯对睹师赞说:“乐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很有点感激感动的意思。但睹师赞却说:“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谁不食!”这和管仲怀疑易牙“人情莫爱于子,其子且忍之,何有于君”之论是一个道理。

一语警醒了魏文侯,文侯在庆功宴后,封乐羊为灵寿君而罢其兵权。《战国策》写道:“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又“虎毒不食子”,连自己的亲骨肉都敢吃、都敢烹给国君吃,如此无底线,无基本的“人性”,古代雄主“疑其心”也是必然。

典型的例子还有三国时期的吕布。吕布有万夫不当之勇,但其德行有亏,最要命的就在于他一会儿投奔这个,一会儿投奔那个,最终无人敢用而沦为曹操刀下之鬼。

贞观六年即632年,太宗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用人导向问题。而魏征之答,道出的正是用人标准变化的原因:“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为何德的标准会因势而变?

在纷争时代,唯才是举。原因在于,才在“破”上极为关键,谁得大才谁就可能使国富民强,甚至扭转乾坤、赢得天下,而重才产生的用人导向,更能吸引天下有才者归之。而在承平时期,就必须德才兼备方能任用。这时,正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治国需讲究“烹小鲜”的功夫,此时即便大才也往往只有慢火徐图之功,而无立竿见影之效。社会对德的要求也变得更高,正所谓“上行下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德若不佳,则会产生极大破坏效应,影响社会风气,甚至影响为政的公信力。若重才不重德,则一面“立”而一面“破”,无异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唯重德才兼备则皆致力于“立”,方能致善治。同时,更产生强烈的用人导向,使贤人近、小人远。


在德与才的问题上,康熙见识亦很深刻。他认为:“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1687年,康熙对吏部说:“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显然,康熙着眼的还是承平时的治理而非纷乱时的虎争,其结论也正是在治理实践中得出来的。

以德为先重在知人善任

有人说:“对人的道德进行量化评价,是一个管理学上的世界难题。”原因就在于,与才干的“外秀”相比,德更倾向于“内秀”。德虽然也有外在表现,但有时未必能真切彰显德的本质。同时,德不在于一时,如白居易诗“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劲草是否名副其实,唯有疾风可知;臣子是否真正忠诚,局势危难之“板荡”能识。然而,真到关键时刻,虽然能识忠奸,只怕一切都晚了。

这个关键时刻,德比才更为重要。古代君主识人能否高出一筹,关键就在对这个德比一般人更能洞察幽微,更有远见卓识。没这等功夫,往往就会游移不定、迟疑不决。相反,就会气定神闲、泰然自若。

战国时期的齐威王在知人上就很有一套。

据《战国策》载,当时,秦国通过韩、魏去打齐国,齐威王派章子为将应战。章子与秦军对阵,居然搞得军使来往频繁,大有结盟友好之势。章子甚至还把军旗换成秦军的样子,却暗地里派部分将士混入秦军。当然,这番良苦用心的计谋,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一些不明就里的人,马上就说他叛齐了。连续三次都有探子如此这般的报告,但威王始终没有反应。当时就有朝臣急了,请求发兵攻打章子。齐威王说:“此不叛寡人明矣,曷为击之?”

面对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情势,齐威王仍然无动于衷,坚定信任章子。不久捷报传来,齐兵大胜,秦军大败,秦惠王只好自称西藩之臣,派特使向齐国谢罪请和。威王左右侍臣想弄明白,威王怎么就知道章子绝对不降秦。齐威王便说了一段往事,足见其察于平时、知于细微。

齐威王说,章子的母亲启死后葬在马棚下,我任命章子为将军时,勉励他说,先生的能力很强,过几天全兵而还时,一定改葬将军的母亲。当时章子说,母亲生前得罪了父亲,臣父不允许臣改葬就死了,假如臣得不到父亲允许而改葬母亲,“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威王的结论是:“夫为人子而不欺死父,岂为人臣欺生君哉?”以今天的眼光看,很难说章子对待父母的态度是正确的。当然,历史地看,章子谨守的是当时的基本道德伦理,以此为底线而不敢有违。威王也正是从“人性”的角度去考察的,他的判断是,能恪守基本道德伦理的人,德行怎么会差呢?

必须看到,如果只用日常生活中的这等细行,来决定干部任免,恐怕也会失之偏颇。探索日常德行的细化、量化考核,这种尝试是有意义的,作为参考大有裨益,德考分过低值得警觉。但另一方面,若以此为硬杠杠,恐怕也多少会存在一些问题,几分之差可能很难说明前者就一定比后者德行差。

德考的方法与机制

在一定程度上,古人以问之于民、用人导向和事后惩处等办法,解决德考量化的难题。

虽然德考量化容易存在误判,但品行不佳之人,自有公论。康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他说“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意谓知人贤否,不能仅靠舆论或身边人的褒贬,更要问之于民。民众的“极口颂之”与“含糊应之”,在今天看来都极有现实意义。当然,难点就在于能否听到百姓的真话。

康熙还强调用人上的惩恶扬善,两手都要硬:“昔人有言,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举贤退不肖,正百官也,二者不可偏废。如但举贤而不退不肖,则贤者知所勉,而不肖者不知所惩,终非劝众之道。唯黜退不肖之员,则众人方知所戒,俱勉为好官矣。”用今天的视角看,举贤,就是树立一个标杆,让大家见贤思齐;退不肖,就是构筑一个底线、红线,让大家自警勿碰。

三国时期,曹操在用人导向上搞了一回生动实践。公元208年,曹操担任丞相,分别委任崔琰、毛玠为丞相西曹掾、东曹掾。两人一起负责官员选拔、任免,“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品行不佳)者,终莫得进”。他们选拔敦厚务实的人才,排斥只会空谈的浮华之人;任用谦虚和睦的长者,压抑结党营私的小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结果就是“吏洁于上,俗移于下”。曹操知道后,叹道:“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

这就是用人导向的力量。当然,古人运用起来过于粗疏简陋,属于“初级版”,以致出现了一些“副作用”。后来即如丞相掾属和洽所言:“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这就是过于机械的标准带来的负效应,导致人们只通过外表来判断清廉与否,更导致官员故意投人们所好装可怜。所以,和洽对曹操说:“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意思是,那些过于诡诞的行为,往往会包藏虚伪;那些有悖常理的行为,往往会衍生奸邪。这恰恰说明,树立用人导向也必须精准,结合实际,因势利导,而不可偏执一端。

梳理古代雄主的用人谋略可以发现,在德上的考量,大体合乎前述魏征的判定。特别是在承平之世,对德的如此强调尤令今人深思。很多时候,一些不良细行看似微不足道、无伤大雅,甚至让许多人内心里认为大可不必如此较真,但若真放任这些道德上的污点,则必如“蚁穴”,产生“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的恶性效应,久而久之可溃千里之堤。相反,强调“非才行兼备不可用”,把德的要求放在优先位置,就在无形中树立了强有力的导向,如唐太宗言,产生“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的良性效果。

时代不同,条件有异,用人的方略也必然有变。师古而不泥古,取其精华而鉴今,对今天的治道方能有所裨益。


(责任编辑: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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