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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评史看“出主意 用干部”

2017-08-09中国组织人事报陈晋

  做领导应该干什么事,毛泽东和邓小平说过两句极为相似的话。毛泽东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邓小平说:“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

  出主意,就是抓方针;用干部,就是抓头头。抓住了这两条,也就抓住了做领导的根本。道理不难懂,做起来却非易事。历史上一些领导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很值得玩味。毛泽东读史,多注意此道。

  如何“出主意”

  领导出主意,最常见的是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发挥关键作用。提出主意的快慢和好坏,体现决策水平和谋断能力的高下。毛泽东在1959年3月的郑州会议上,曾比较三国时期几个主要集团势力核心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认为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袁绍则根本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属不称职的领导。

  见事早,得计早,是提出好主意的一个前提。为了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还曾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的一个例子。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到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平。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这个评点,符合辽沈战役的战场实际,指出了国共双方统帅部的决策快慢之别。

  见事早、得计早的谋断力,总是在实践中包括总结失误的经验教训中积累和增长起来的。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对有的事情可能见事早,得计早,对有的事情则未必。毛泽东曾经坦言,新中国成立后,对有些事情自己也没有料到。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总结了这样几件事:“没有预料到1957年出现这么大一个风潮,右派进攻。此外,还有两件事没有预料到,一个是反斯大林的大风潮,全世界的共产党跟着倒霉,连我们也无光彩,苏联共产党也没有光彩。再一件就是没有预料到经济指标定高了。1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小会,陈云同志讲估计完不成,这种话应该听。”反思在见事、得计问题上的不足,本质上就是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出主意。所以毛泽东1941年就讲到,“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邓小平晚年也说,他最关心的事,“一个总结经验,一个使用人才”。可见,总结经验也是“出主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终提出好主意的重要认识基础。

  出主意、做决策不是一个人的事,通常情况下要有一个听取别人意见、汲取别人智慧的谋断过程。按毛泽东的说法,要“多召集几个会议商量,然后才能有断,所断便是善断”。刘邦被毛泽东视为“从谏如流”的一个历史典型,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详细讲了刘邦纳谏善断的几件事情:一是听张良劝说,把已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韩信封为齐王;一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一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定都关中长安。这些见事早、得计早的主意,虽然不是刘邦提出来的,但他能及时采纳决断,作出明智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总有人给他献计,改变或完善他的想法,不能不说与他平时注意营造“出主意”的氛围有关。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的批注中,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这个判断的依据,恐怕与刘邦在“出主意”这个问题上远远超出项羽紧密相关。

  在历史上,还有一个人的谋断决策方式引起毛泽东的关注,这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记载,李存勖把部属康延孝叫到家里咨询灭梁之事,康延孝认为,梁兵目前聚集在一起,我们不能硬打,只能等到他们分兵合击我们时,每处兵力就减少了,那时可“率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李存勖依此计等待时机,果然夺取了郓州。还有一次,李存勖屯兵朝城,梁朝几路大军合围压境,而李存勖却粮草匮乏,难以支撑,于是召集诸将开会想办法。结果大家都提出退兵求和的主张,李存勖不悦:“如此,吾无葬地也。”随后,他单独找部将郭崇韬商量,郭崇韬建议,部署一些兵将留守朝城,由李存勖亲率精兵“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并说这个主意他曾经和康延孝仔细商量过。李存勖依计而行,果然取胜。毛泽东读到这些事,批道:“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从李存勖灭梁和毛泽东的批语看,有四点值得玩味:一是决策之前,李存勖总是主动谋于人,一谋不行,换一个范围再谋。此为多谋、善谋。二是谋于人但并不被别人的意见牵着走,胸中有基本的判断和方向,因此他没有采纳诸将退兵求和的主张。此为能断、善断的前提。三是郭崇韬、康延孝的高明之处,是不被表面困难所吓倒,看出不利形势背后潜藏的机会,提出精兵奔袭之策,属大智大谋。四是李存勖在关键时刻有“审机独断”之举,凸显出作为团队核心人物的决策魄力。以上四点,比较具体地展示了“出主意”的领导方法和谋断过程。

  最重要的出主意,当然是确立路线方针。对执政者而言,尤其如此。西汉初年,刘邦、萧何推行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等政策,是符合大乱之后基本国情的聪明选择。继任者曹参的政治智慧体现在他能够确认这条路线,并且不顾非议坚持下来。正是“萧规曹随”,打下了“文景之治”的基础。此后汉武帝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行以法家之术为主的积极进取的执政方略。他的孙子汉宣帝坚持这一执政路线,但汉宣帝的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却劝宣帝改变这一执政方略,多用儒生,以行德教仁柔之道。宣帝很不高兴,骂道:“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很注意汉宣帝父子的这场争论。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西汉一代,也确实是从汉元帝手上出现衰变的。由此看出,执政者确定的路线方针这个大主意,是如何鲜明地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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