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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实事求是观的两个重要特征与体现

2013-08-02《邓小平理论研究》孙凤武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多次、反复地阐述了实事求是原则的基本内涵和重要意义。毛泽东首次从《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将这句古语挖掘出来,赋予了具有现代意蕴而内容更加丰富、更为深刻的含义,用来批判当时流行于党内的教条主义,并在总结党成立以来二十余年斗争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延安整风,最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邓小平在否定那场破坏性极大的“文化大革命”和批评“两个凡是”的过程中,把实事求是原则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并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里,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关系是明显的,甚至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人们不能不进一步思索:首倡实事求是的毛泽东终生坚信这一原则的伟大力量,但在晚年却犯了严重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左倾错误,而邓小平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所运用的又正是实事求是这一原则。由此不难设定,两个伟人的实事求是观,必定会有某种差别。这种差别,表现着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上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深入研究邓小平实事求是观的特征与体现,对于更准确、全面、彻底地领会、运用、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有重要意义的。笔者拟从两个方面,对此做些探索。

(一)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辩证统一,是邓小平实事求是观的一个重要特征与体现。
  马克思主义者既然是以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创建社会主义新世界为己任的,他们就都是理想主义者,并且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这种革命的理想主义,不但表现在他们的思想信念中,而且表现在他们的实际活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善于以深邃的目光观察宇宙、观察社会,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等唯物主义者只是停留在直观地“认识世界”时,就能以在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变世界”的任务;在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视为永恒不变的秩序时,就能以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暂时性;在罗伯特·欧文等社会主义者只是诅咒资本主义的阴暗面,描绘未来社会主义的美好图景,限于向上层社会“呼吁”、“示范”时,就能以指明实现社会变革的正确途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曾激烈地批判过同时代的一些德国庸人的狭隘性,以及只顾眼前,消极适应现实的“客观性”,弘扬了崇高的理想主义。⑴列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斯坦等马克思主义者注目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表面上的“社会和平”时,就锐敏地发现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在二十世纪初叶欧洲帝国主义战争即将爆发和已经爆发,而自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普列哈诺夫等人显得束手无策,甚至陷入了护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时,就大胆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策略,并胜利地领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革命活的初期,就注意弘扬革命的理想主义,曾无情地嘲笑过当年俄国的资产阶级“解放派”,讥讽这些人所鼓吹的“现实主义”是“爬行的现实主义”。⑵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是怀着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抱负,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后,与全党同志一起,经历了千难万险,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努力奋斗,终于在二十世纪中叶,使中华民族得到了解放,并马不停蹄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革命的理想主义是贯穿于毛泽东一生的精神支柱,也是他对革命队伍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抱有强烈反感的原因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并非某种外在的、无端的愿望、空想,而是源于对客观现实的发展方面、能动方面的清醒认识,他们的理想是“未来的现实”。由是,与那些只凭良好的革命愿望行事的人不同,他们注重对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他们都信奉革命的现实主义,并努力使之与革命的理想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帮助下撰写《资本论》时,利用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数据,以及一千余种有关书刊,正是在研究了极为翔实的现实资料的基础上,才能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灭亡的规律。他们在参加实际斗争时,注意对现实的政治关系、客观环境的考察,从而能以揭示出刚刚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实质,并提出较为恰当的斗争策略,避免了陷入盲动主义。例如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他们虽曾一度犹疑过,但在认真研究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后,决定不再返回大陆“继续革命”,并同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不承认革命已经失败,鼓吹“重返大陆继续革命”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在流亡国外期间,利用伯尔尼、苏黎士等地的图书馆和欧州各国报刊上提供的大量资料,在帝国主义战争打得火热之时,撰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揭示了帝国主义即将灭亡的命运。列宁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注意研究“革命形势”及其变化,尽量避免陷入“革命幻想”之中。他在二十年代前后,批评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所犯的“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在建党初期,就注意对中国社会各阶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进行深入、具体地分析,这是他能以对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及时做出正确判断,特别能以多次把党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险境地中挽救过来的重要原因。他在一些哲学著作、政治著作、军事著作和诸多讲话中所反复强调的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等要求,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熟悉的格言。
  无可否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包括领袖人物在内,人们常常不自觉地将理想与现实割裂开来,而在革命理想主义的重压下,革命的现实主义精神受到抑制,致使左倾错误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和相当长的时间中,成了危害革命事业的顽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对欧洲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病做了深刻、中肯的批判性分析,但又过早地做出了“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予言;他们在对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估计上,也一度犯过急性病。列宁在对二十世纪初叶帝国主义的特征进行了科学分析的同时,又过快地估计了帝国主义灭亡的过程;他在十月革命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和推进世界革命的举措中,夹带着明显的急于求成的情绪,导致了出现例如喀琅斯塔得叛乱和红军兵败华沙城下的不利后果。毛泽东晚年所创立和奉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严重地脱离了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导致了例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恶果和对所谓“世界革命形势”的某些错误判断。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的过程中,邓小平发现了这样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心理现象:“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⑶P139于是,他便着力于把革命的理想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人们知道,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驱使,他能以在经历多次坎坷,在党内被第三次“打倒”之后,以七十三岁高龄复出,勇敢地担负起率领全党继续前进的重任。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他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还特别指出:“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⑶P190邓小平努力使这种理想扎根于现实之中,成为对现实的合理超越。他带领全党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广泛地调查研究,从而肯定了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算起约一百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党在这一阶段的基本路线。与此同时,他又带领全党对世界形势进行了深入、广泛地调查研究,从而肯定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予言了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出现,这就使建国以来我们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建立在更加坚实、可靠、稳固的基础之上。二十余年的成功实践,已经清楚地表明了邓小平的这种革命的理想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辩证统一的方法论的巨大威力。
  从历史上看,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统一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类理性有这样的弱点:“顾此”往往要“失彼”。人类为了发展,不能没有理想,但人类在热情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时,常常沉醉于其中而缺乏对现实的审慎态度,从而难以实现理想。现代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看到了人类理性的这一弱点,在谈到古希腊的“酒神”巴库斯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人类成就中最伟大的东西大部分都包含有某种沉醉的成分,某种程度上的以热情来扫除审慎。没有这种巴库斯的成分,生活便没有趣味;有了巴库斯的成分,生活便是危险的。审慎对热情的冲突是一场贯穿全部历史的冲突。”⑷可见,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联结点,并象黑格尔、马克思、列宁这些辩证法大师曾论述过的那样,“时而突出这一个,时而突出另一个”,而又不使这种“突出”变得孤立和僵化,是需要人们认真加以思索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人们普遍重视经济建设及其实际成效的情况下,及时提醒全党同志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这“三讲”又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这为人们如何做到“结合”、“统一”,树立了典范。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实践活动中,要善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搭起“由此及彼”的桥梁,在强调某个方面时,应当保持必要的弹性和张力,以便在恰当时机过渡到另一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原则,从而做好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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