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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莫斯科:一个革命者和未来改革者思想的形成

2013-07-30和讯网

  1926年初,未来的中国改革家邓小平第一次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他按照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决定从法国来到莫斯科,迫切地前来研究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在苏联他停留了一年时间。邓小平在发生十月革命的国度收获了哪些知识?他读到、看到了什么?这里的经历对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包括邓小平及其同学们的个人档案和他们就读大学的相关馆藏资料,可以解答上面的疑问。档案资料明确显示,邓小平和中共欧洲局党员、中国共青团团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17位同志,途经德国、波兰,最终于1926年1月17日星期日到达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的代表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火车站(原名亚历山大火车站,1922年8月改名为白俄罗斯-波罗的海火车站,1936年5月改为现名白俄罗斯火车站--译者注)迎接他们,并把他们带到苦行广场(1937年改名为普希金广场--译者注)。这里原是一座女子修道院,后成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东方大学”)。虽然是休息日,但学校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学生证。当然,出于保密考虑,大学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头一件事就是给学生起个化名,起化名时比较随意,一般不会考虑太久。当时,邓小平得到了多佐罗夫这个俄文姓氏。邓小平的朋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欧洲支部负责人傅钟的化名是阿列克谢·戈奥尔吉耶维奇·基万科夫(参见基万科夫(傅钟)个人档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251;达尼利内姆(邓绍圣)个人档案,卷宗1637。),而邓小平的叔父、同样来此学习的中共党员邓绍圣的化名是弗拉基米尔·尤利耶维奇·达尼利内姆。随后学校给学员分配了宿舍。宿舍是1919年3月30日被布尔什维克关闭的修道小室。
  当时,修道院被移交给军事和海军事务人民委员会改作兵营,两年后东方大学的学生就替代了托洛茨基的士兵,而这座建筑则划归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那时大学也隶属于委员会,由它管理。1923年,由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被裁撤,大学的管理权转至共产国际东方部。大学则被冠以斯大林的名字,因为斯大林曾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委员(此时斯大林已是布尔什维克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党中央总书记)。(参见Д。А。斯皮恰克:《共产国际莫斯科教学中心中国学生培养史:目的、方式、结果(1921-1939年)》,副博士论文,莫斯科,2010年,第44-47页。)
  邓小平求学之时,斯大林共产主义大学被认为是苏联最大的大学之一,在读学生1664人,学生的国籍几乎包括了东方所有民族。其中中国学生100余人,且多数从欧洲来。(参见Д。А。斯皮恰克:《共产国际莫斯科教学中心中国学生培养史:目的、方式、结果(1921-1939年)》,副博士学位论文,第46、48页。)
  在莫斯科,邓小平遇到了许多法国时的熟人(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国共青团欧洲支部的300多人中有200多人在莫斯科学习(参见《邓小平自述》,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欧洲支部的领导人任卓宣(俄文名:拉斐尔,即叶青--译者注)。在巴黎和里昂时,邓小平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几个月。任卓宣来莫斯科已有两个月,但他用于学习的时间却没有用于社会活动的时间多。就在邓小平来的前几天,任卓宣被选为中共莫斯科支部书记。按照军事纪律,1月19日任卓宣给所有人办理了重新加入这一组织的手续。(参见邓希贤个人档案(多佐罗夫),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629,第1-4页。)
  原来,当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处于军事化管理状态。从1921年12月组织建立起,支部的领导就确立了这种秩序,他们认为有义务以铁的纪律驱除从落后、陈旧的父权社会继承下来的思想和观念。据比邓小平早来莫斯科三年、即1923年春来莫斯科的郑超麟回忆:“那里面分出了领袖和群众,领袖出令,群众受命,领袖不像是群众的同学,倒像是群众的师长……我们在法国时候也有领袖,但他们的领袖地位是在群众工作中自然表现,自然建立的,我们诚心承认他们是我们的领袖,但也认为他们是我们当中的人,比我们有能力,但同我们一样的人。而莫斯科的大学生对领导的概念却完全不同……他们不仅在领导面前卑躬屈膝,就连在私下里也不敢有不满的言语。我们被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四五个人。支部每周开一次到两次会。此外,还有其它不计其数的大会和小会。每次会短则两三个小时,长则四个小时。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兴奋、热烈。可我们都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做。有什么理论研究?什么也没有。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个人批评’上。被批评者随后再去批评批评者。最终结果是大家都面红耳赤,心中种下憎恨的种子。”(《郑超麟回忆录》,香港,第58-60、66-67页。)
  虽然任卓宣也来自法国,但他很快就接受了“莫斯科式”的风格,当了书记,并继续得到栽培。他笃信自己的政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我们的方式是符合列宁关于党的自我批评原则的……所有大学生都是来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必须强迫其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情调。”(任卓宣:《留学归国后的回忆》,《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台北,1988年,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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