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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邓小平研究述评

2015-07-06中国社会科学网陶季邑

1978年以来,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研究作了许多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就此略作梳理,希望某种程度上能对中国学者有所借鉴。

一、研究概况

美国邓小平研究基本属于近代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东亚史研究范畴。1977年以前,美国已有著作和文章谈到邓小平。1940年,纽约多德·米德出版社出版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该书提到作者1938年7月在河北南宫县会见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的情景。1973年,纽约文提基出版社出版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书中有对邓小平的简略介绍。1977年9月,邹谠在英国《中国季刊》发表《毛泽东思想、为继承权的最后斗争和毛以后的时代》一文,初步谈到了邓小平的生平和思想。但从总体看,还处在对邓小平的介绍阶段,谈不上研究。

1978年以后,美国学术界开始真正研究邓小平。这与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有关。1977年邓小平复出,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后,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使国外对中国持续发展前景产生乐观”①。1979年1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1978年度风云人物。邓小平研究专著开始陆续出版。如戴维·W.张《中国领导接班人危机中的周恩来与邓小平》(兰哈姆美利坚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和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纽约自由出版社1986年版);黛博拉·戴维斯和傅高义主编《天安门事件前夕的中国社会改革的影响》(波士顿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1990年版)等。值得提到的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已经有一些著作涉及邓小平思想,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如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的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以此为主题的学术活动也陆续展开。1987年11月,布朗大学召开主题为“邓小平领导下的十年改革”国际学术会议,对邓小平的思想生平,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作了初步探讨。

1989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美国的邓小平研究亦颇受影响。1990年至1992年,涉及邓小平的研究专著只有少量几本,但此情况很快得到改变。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讲话,“在这些地方成功点燃扩大市场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大火”。中外许多人士对邓小平88岁时的这一举动表示钦佩。②此后,中国掀起了改革开放新高潮。中国的发展再次吸引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邓小平的关注。美国学术界开始较为全面深入地研究邓小平,包括其生平活动和思想实践。邓小平研究专著陆续问世。代表性的主要有:沈大伟主编《邓小平:中国政治家肖像》(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5年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中国政治: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迈克尔·马蒂《中国与邓小平的遗产:从共产主义革命到资本主义演变》(华盛顿布拉西出版社2002年版);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戴维·兰普顿《跟着领袖走:统治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主题的研究著作涉及邓小平思想生平的各方面。如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95年出版了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就涉及不少有关邓小平的内容。

不少论文和研究报告也与邓小平有关。1992年11月,弗吉尼亚大学召开主题为“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全国性学术会议。1993年9月,英国《中国季刊》推出“评价邓小平”专刊,其中有美国学者撰写的邓小平研究论文6篇。1997年2月20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主题为“中国与邓小平的影响”讨论会。总之,自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至今,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生平活动和思想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探讨。

下面简单梳理1978年以来的美国邓小平研究。

二、研究重点及主要观点

(一)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就认为,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主要是“务实”。费正清指出:邓小平执政后推行“逐步务实的改革”。但其“务实主义”“亦有限度”,如“需要限制中国现代化中的美国化成分”。③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仍持上述观点,但对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作了更广泛的探讨。傅高义认为,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坦率和务实。“邓小平对自己和自己的权威充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能轻松自如,坦率机智,直言不讳。”“有些西方人对邓小平的直率和务实很有印象。”其二是注意自己与同事间的政治气氛。“他们能一起有效工作”,“虽然他拥有很大权力,但他知道必须很注意他与同事问的政治气氛”。其三是自信和果断。“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以前战时军事指挥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生死问题养成的自信。”“邓小平有内在的自信,这使他直奔实质问题。”其四是刚毅和冷静。“邓小平养成刚毅的品格,能做到愤怒和受挫时不形于色,不让感情左右自己的决策,相反,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家需要的仔细分析之上。”“大事当前,邓小平喜欢独自安静思索,考虑他要说什么,以便时机一到,他能作出清晰和明确的表述。”其五是言行有威信。邓小平“行为一贯”,谈话“能透出威信”。他本人“一直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具有本能的爱国主义和为共产党献身的精神,这鼓舞着其同事的信心”。他还“坚定地为党和国家谋利益”,“不为自己的朋友捞好处”,并“严守党纪”。④冯惠云认为:邓小平受防御性儒家战略文化影响,是“具有儒家特征的领导人”。因此,他执政后对世界形势更乐观,对外手段趋向于“合作和实用型”,提出世界大战可避免和世界和平有望等战略判断;对内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⑤基辛格亦认为,邓小平有“直截了当的风格”,“不喜欢空谈,非常讲求实际”。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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