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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习惯的改变绝非一日之功

2017-12-25光明网马建红

说到生活中的习惯,有些是自己本不以为意,认为只不过是些小节,直到被外人指责或嘲笑,才觉得确实有些不雅,羞赧愧疚,于是下决心改正;而有些习惯甚至是恶习,即便自己也知道不妥,却又积习难改,只好听之任之。比如随地吐痰、当众擤鼻涕等。至于说在公共场所看到一些人吆五喝六,大声喧哗时,人们也会皱眉、侧目,骂几句“没素质”,可在另一个场合,说不定那个“没素质”的主角就是你。那些无孔不入的广场舞大妈们,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把舞扭到了国外,行人驻足观看时还颇为自得,以为向外国输出了“文化”呢。生活中的一些坏习惯,改起来何其难矣。

关于生活习惯的问题,最早即经由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指出,写作《中国人的素质》的明恩溥是最不客气的一位,比如他说中国人“漠视时间”,在一般的社交访问中尽可无限度地延宕;比如“缺乏公共精神”,在宽阔的街道两旁,摆满各式各样的货摊儿,杀猪的、剃头的、流动的食摊儿、木匠、箍桶匠等,只管自己在路边安营扎寨,至于是否给人们的通行带来不便,他们才懒得考虑呢。而那些早年游学国外的人,也意识到了这种不好的习性而羞愧。

在为梁启超先生《新大陆游记》所做的“序”中,徐勤写道:“吾因而反观比较于我祖国,觉我同胞匪惟不能自治其国而已,实乃不能自治其乡,自治其家,自治其身;乃至所行者不能为之路,所居者不能为之室,所卧者不能为之榻;此岂耻,恶衣恶食,亦以觇文明程度之标准也。”而梁先生在书中也具体谈到了华人的“弱点”,比如在会场上,“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声者如连珠然,未尝断绝。又于西人演说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东洋汽车电车必设唾壶,唾者狼藉不绝;美国车中设唾壶者甚希,即有亦几不用。”这些习性,并非只有外国传教士看不惯,实在是当我们面对镜子里这样的自己时,也会如梁先生一般“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的。

除了前述徐勤、梁启超外,还有曾在耶鲁大学留学的晏阳初,也曾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工到法国服务时“做出许多有失国体的事,例如至火车上食花生,弄得满地皆皮;车上吐口水;法人风俗,男女携手而行,华工指而笑之之类”,而民国时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也曾有过类似的看法,“我一登上日本的船只,就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最使人历久不忘的两件事,一件是你无论向任何人问路,他们无不和和气气地告诉你,甚至领你到你所询问的路口。一件是你无论在任何地方丢东西,一定有人想尽方法给你送还。”

为了改善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国人也不是没有做过相应的努力。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国家就提倡搞新生活运动。从当时的官方文件来看,新生活运动设定了“规矩、清洁”两项目标,并为此制定了《新生活须知》95条。“规矩”方面的要求诸如衣服要整洁、纽扣要扣好、帽子要戴正、喝嚼勿出声、房屋要整理、墙壁勿涂污、约会要守时刻、等人家说完了再说、见人跌倒要扶救、开会看戏要肃静、坐车坐船不要高声谈笑、车站买票一个一个顺着走等等;“清洁”方面要求早睡早起、脸要洗干净、手要洗干净、要漱口要洗头、指甲要常剪、被褥要常晒常洗、房屋要常常打扫、字纸不丢马路上、饭店旅馆茶店要干净等等。可谓是苦口婆心,事无巨细。

平心而论,这场新生活运动将这些生活中的细节的作用拔得过高,而且在运动推进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过激的做法,比如说为了提倡早起,太原市曾成立“早起会”,会员们挨户敲门,警告那些6点以后还未起床而睡懒觉的人,使权力的触角介入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而在安徽芜湖,“倘若发现酷暑中不得已解开一两个纽扣乘凉或吸烟者,就毫不客气地责难”,苛刻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即便是正常的检查,也使人们不堪其扰,到后来干脆采取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一般市民都认为,星期六或星期日(纠察队)工作,届时多有准备,纠察队过后,则故态复萌。”

事实上,生活习惯的改变绝非一日之功,它受制于人们的物质条件,也依附于一定的生活观念,还与群体性的习性与容忍度有关。

作者:法学博士 马建红


(责任编辑:杨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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