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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哲学?

——纪念柯尔施发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90周年

2014-01-22《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8期宋友文

柯尔施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追问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是什么。因为它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灵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科自觉和理论自觉。今年是柯尔施发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90周年,也是马克思逝世130周年,借此契机重新阅读柯尔施的着作,思考和探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以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一、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失误是放弃了社会革命理论

  探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应该弄清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这也是20世纪20年代德国思想家和革命家柯尔施最先提出的问题。后来学术界将此称为“柯尔施问题”。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特别是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时代课题,一些理论家们提出了新的观点,形成了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如何批判性地分析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思想,就成为柯尔施研究的理论支援背景。

  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和平较快发展的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得以明显提高,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与之相伴随的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不断深化,无产阶级人数急剧增长和工人运动深入展开。由此,马克思主义发展进入到“黄金时代”,史称“第二国际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许多社会主义政党中取得了领导地位,工人运动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第二国际史的专家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写道:“第二国际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以及在不久的将来必定得以实现的观点。奥古斯特·倍倍尔在1891年--国际重建两年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说:‘我坚信,实现我们的目标为期不远了,这个大厅只有少数人才会看不到这个日子’。正是这种胜利信心,罕见地激励着第二国际时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展开。”①而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以议会斗争为主要特色,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议会斗争的胜利助长了第二国际在资本主义面前的保守性,革命性逐渐消退。“随着运动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部运动的机器,--一个服从自己的准则,服从发展要求和自我保存的准则的实体;运动本身变成了目的。由于运动的需要而形成的机器,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固有的发展本能和保存自己的本能,产生了某种保守的精神状态。”②

  政治上的保守态度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和实证化的倾向是连在一起的。第二国际时期正统的理论家们认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是自然而然的,由此产生了消极等待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灭亡的机械论和宿命论。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考茨基说:“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是引起不可避免的灾难,而是尽可能地推迟这种灾难,也就是说,要小心谨慎地避免任何类似挑衅或引发挑衅的事件。”③考茨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关乎道德理想,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恰恰是要为马克思主义补充道德价值。这一正一反,都说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证化的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纯粹的科学观察,与任何革命的阶级斗争没有关系。在柯尔施看来,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要为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失败负一定的理论责任,或者说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到来之前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从理论上看,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丧失了革命性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实证化的理论倾向,这也是柯尔施在总结20世纪初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时贯穿的一个逻辑主线,这也就能够解释他为什么猛烈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论和宿命论。

  柯尔施认为,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实证化倾向表现在对待哲学和国家关系问题的态度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循规蹈矩几十年,好像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或者至多只有对于阶级斗争实践来说总是不重要的问题。这一立场现在显得极为含糊--按照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和国家这两个问题之间的正相对应的情况,更是如此。”④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对待国家问题是第二国际最着名的理论家们和政治家们很少注意到的。忽视国家问题是与忽视哲学问题相关的吗?或者说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哲学的忽视也与“他们一般很少注意革命问题”这一事实相关吗?柯尔施从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最大危机的原因和实质入手来分析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在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最清楚地表现出来。”这种危机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衰变为没有任何革命结果的社会的理论批判”,它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中的相应变化的必然表现”。⑤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衰变为没有任何革命结果的社会的理论批判,正是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企图以纯粹的理论形态来代替社会革命理论是抽象的和没有实际结果的,这也是为什么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们不可避免地无法处理国家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关系的真正原因。换句话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放弃了社会革命理论,无产阶级革命被推到了遥远的模糊的未来。“在这个时期,人们变得习惯于当即追逐修正主义可以作为其理论表现的策略性的东西。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谴责以后,这种修正主义最后还是被工会同样正式地接受”。⑥可见,社会革命理论的缺失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们致命的要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第二国际解体就是其内部长期衰败的必然结果。这其中,柯尔施重点批判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哲学问题的忽视,揭示出其丧失革命性的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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