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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两种理论效应

2014-01-22《哲学动态》(京)2013年8期唐爱军

  政治批判是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主题,其所处的主要时期是1843年夏至1844年2月,即《德法年鉴》时期(当然也包括克罗茨纳赫时期)。相关的政治哲学着作主要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论犹太人问题》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是政治批判,主要对政治现象和相关理论进行探讨分析。遗憾的是,学界对该问题研究不足,政治批判思想长期以来处在“空场”状态。原因有二:一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强势地位遮蔽了政治批判的本有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一直高度肯定《手稿》的哲学人类学维度,进而将青年马克思思想主题归结为人道主义,由此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政治批判思想,特别是激进政治主题不得不被归结为枝节性的、过渡性的思想片断。二是绝大部分学者过于在“黑格尔-费尔巴哈”理论隐喻中考察政治批判思想,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的政治批判思想仅仅归结为费尔巴哈式的,从而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能达及的最高水平就是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和人本学。阿尔都塞说过:“在1843年手稿(《批判》)中,马克思的自我意识是费尔巴哈式的意识。”①其实,政治批判主题与《手稿》中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并行不悖,并且前者是后者得以形成的前提;与此同时,政治批判思想的丰富性也不是“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线索所能涵盖的。

  近年来,青年马克思的政治批判思想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牛津大学教授大卫·列奥波尔德(David Leopold)在2007年出版的《青年马克思》中,围绕政治、现代性和人性之间关系的线索来研究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政治解放以及人性等方面的理论,实际上是冲破传统强势的人本主义解释模式,突出了政治批判的思想主题。国内学者邹诗鹏教授也强调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政治批判主题,特别是马克思在激进民主主义上的有意逗留。②在相关研究基础上,本文的主要任务是探寻青年马克思政治批判所形成的两种理论效应:一是它实现了马克思研究重心由“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以及法哲学研究到经济学研究的转变),这是促成唯物史观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二是它导致了青年马克思与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切割,推动马克思走入激进民主主义,并最终通向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列宁曾说过,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但对于转变的具体细节却未进行仔细论证。我们认为,政治批判是青年马克思实现转变的重要环节。马克思围绕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展开的政治批判,是马克思迈向唯物史观的重要节点,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此种促成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政治批判,实现了研究重心由“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变,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二是通过政治批判,实现了从法哲学研究到经济学分析、从政治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促使马克思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的确是《批判》的中心问题,该问题的正确解答也是马克思迈向唯物史观的关节点。但真正使马克思初步意识到市民社会重要性的却是“物质利益难题”的困惑,它向青年马克思的理性主义的国家观和世界观发起了挑战,而政治批判则成为马克思解决困惑的基本路径:“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问题,我写的第一部着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③可见,反思并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马克思最终能够触及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发现市民社会重要性的真正起点。不仅如此,政治批判也是马克思正确解答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基本方法和路径。传统观点强调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的作用,但是费尔巴哈的缺陷马克思在当时早已知晓。在1843年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强调应“更多地联系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④,并批评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马克思意识到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直观唯物主义和人本学的缺陷,“政治维度”成为二人的分界点。青年马克思对“政治维度”的重视,决定了《批判》的最重要的主题仍然是黑格尔的国家哲学。马克思也正是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政治批判过程中,不断理清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由此可见,我们决不能将马克思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探索完全倒向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而将政治批判一笔勾销,忽视政治批判的重要性。

  正是由于政治批判,马克思才能从国家的层层“包裹”中剥离出市民社会,洞悉到市民社会的重要性。

  第一,反对黑格尔将市民社会消融到国家之中,坚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分。黑格尔在批判性分析古典经济学和启蒙政治思想基础上已然洞悉到现代世界的危机,其法哲学表达的就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马克思不无赞誉地指出:“黑格尔觉得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是一种矛盾,这是他的着作中比较深刻的地方。”⑤然而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试图借助于以古代城邦为原型的“伦理国家”来扬弃抽象的、利己的需要体系,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他(黑格尔--引者注)的愿望是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不分离。”⑥“黑格尔知道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但他打算使国家的统一能表现在国家内部。”⑦黑格尔坚持“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将市民社会消融于抽象国家中,的确有其唯心主义方法论根源。马克思肯定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并不拘泥于此,而是从政治批判的角度加以理解。在中世纪,物质的经济生活与公共的政治生活、私人等级与政治等级、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是同一的,国家的原则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黑格尔实际上以中世纪的共同体来解决现代世界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其政治立场是维护君主专制的保守主义。马克思显然是不满意这样的“中世纪精神”的,他激烈批判了黑格尔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问题上的保守主义立场,指出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政治意义”:它使等级制转变为代表制;它使权力的分立(权力制衡)成为必要;它确立了人权和公民权的原则。包括政治批判在内的诸多因素促使马克思坚持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分,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坚持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就是坚持经济与政治的二分,这要揭示市民社会的结构,就必须从国民经济学角度研究,这为马克思发现作为唯物史观基础的“物质的经济关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使马克思将研究的重心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并意识到依靠国家不能解决市民社会的矛盾,而只有依靠市民社会本身的物质力量。⑧

  第二,批判君主主权,提出人民主权和民主制,从人的现实活动和社会存在方式来理解国家制度。在国家问题上,黑格尔意识到卢梭、费希特等人的契约论思想的缺陷,对自由主义展开了批判。但他的方案却走向了君主制。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绕过了黑格尔而返回到卢梭等人所开创的契约论传统。马克思用人民主权理论对抗黑格尔的君主主权理论,用民主制对抗君主制。通过围绕国家主权展开的政治批判,马克思逐步从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活动方式出发来看待国家和国家制度。“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国家。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⑨马克思把国家和国家制度理解为人民现实活动的产物,它们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方式。“国家制度不仅自在地,不仅就其本质来说,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⑩

  第三,批判官僚政治,揭示其背后的特殊利益。黑格尔认为官僚机构代表着国家精神和普遍利益。马克思打破了黑格尔在官僚政治上的幻想,揭示出官僚政治的实质:国家形式主义。官僚政治的精神只是“形式的国家精神”,它真正的精神是市民社会的同业公会精神,是物质利益精神;官僚政治是“粗陋的唯物论”。马克思意识到官僚政治不是由国家理性和普遍利益所规定的,而是由市民社会及其特殊物质利益所决定的;意识到市民社会物质利益对官僚政治的决定性支配作用。

  第四,在立法权分析过程中,洞察到私有财产对法和立法权的制约作用。马克思在《批判》手稿后半部分论述到长子继承制和私有财产。马克思认识到,私有财产是国家的本质意义之所在,是国家法权的真正主体。一方面,私有财产决定了国家与法(特别是立法权);另一方面,国家法律和立法权的任务在于确认和保护私有财产,是为私有财产服务的。地产所有者的所有权是通过国家的立法形式而加以确立的,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作为自由意志的体现,立法权“除了私有财产的内容外缺乏任何其他内容”。(11)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显然不能等同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之所以能创建唯物史观,不仅仅在于哲学唯物主义原则的确立,更在于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充实唯物史观的坚实基础。而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政治批判为他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内在前提和基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一方面,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政治分析及批判,马克思接触到作为经济学范畴的市民社会概念,引导着他从事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将黑格尔法哲学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除了“物质利益难题”和恩格斯论文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政治批判直接触及德国的“当代现实”。在《导言》,马克思说道:“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德国历史”(12),而“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着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13)马克思的分析是深刻的。黑格尔以其独特的国家哲学的形式表达出那个时代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现实。系统研究过青年黑格尔的卢卡奇指出,黑格尔的法哲学“乃是从他研究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研究经济学问题里生长出来的”。(14)在当时,黑格尔是认真研究过英国工业革命,并将英国古典经济学问题与哲学问题结合起来的唯一的德国思想家。可见,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或者说是以古典经济学为背景的法哲学范畴。尽管马克思运用了费尔巴哈的批判方法实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颠倒”,但实际上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马克思在《批判》、《论犹太人问题》以及《导言》等着作中,没有超出特殊性原则、利己主义、私有财产、需要体系等要素来理解市民社会。因此,正是由于黑格尔法哲学、特别是市民社会概念引导着马克思关注国民经济学,开始着手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作为经济社会的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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