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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及其在当今中国的意义

2017-11-27《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 年第4 期陈学明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现代性批判理论上有着相似的渊源和相同的情绪,他们都源于对现代性理念和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的愤然不满,并对这种负面效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二者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批判路径与理论旨向。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全盘否定态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性特征,认为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辩证地看待现代性问题。源此,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倡直面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它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方式所造成的现代性困境的“治疗方案”,把对现代性和现代化运动负面效应的批判最终变成了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正是这样的理论向度与旨趣,为当代中国道路的正确性与优越性提供了可能的依据和有效的理论借鉴。而该理论依据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只有当对马克思主义做以两大发现为核心的理解,才能得以充分体现。因为,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理论的“真精神”, 才能从继承和发展的意义上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

  长久以来,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它与其他人或思潮批判的那些共同点上,却很少关注或分析它与其他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差别点,这就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积极意义被淹没,阻滞了其现实价值的发挥。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驳斥最为激烈,同时,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话语背景与问题渊源,二者是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杰出代表。在此, 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进行对比分析,主要突出两者的区别点,从而深度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真正特点。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截然相异。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现代化的各种负面效应开始,进而否定整个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后现代主义把现代性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归罪于现代性理念本身,从而要从根本上否定之。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格里芬就提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1](英文版序言)与之相异,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对现代化的种种负面效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却不否定现代化本身。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形态的生态理论,对后现代主义首先不满的就是上述“超越现代的情绪”。高兹在其著名的《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要为现代化确定一个界限, 认为现代化的问题不是出在自身,而是出在越出了自己的范围。他说道,“当前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我们必须走回头路。倒不如说具有这样一层含义:需要对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2](P1)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则直言:“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3](P56)他认为,现代性是不能抛弃的,需要的是救助它。他向世人公开宣称自己“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他主张我们要像马克思对待黑格尔那样对待现代性,“务必小心翼翼,切莫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然后再翱翔于非理性的天空”。[3](P37)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和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现代性理念之所以在现实中困境重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 现代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形式对理性的内在价值禁锢的结果。卢卡奇曾指出:“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了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充满的连续统一体”,[4](P154)在他看来,现代性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时间空间化”使工人阶级浸入“物化”当中而丧失阶级意识,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终结”的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否定工业社会,主张反增长、反技术、反生产。他们不对现代化和现代性带有偏激的情绪。他们具有强烈的修复已经崩溃的现代性,继续追求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现代性可能性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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