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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还是拉康化马克思主义?

2017-05-17中国社会科学网蓝江

相对于有着比较明确内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在使用上要混杂而泛滥得多。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确定具体内涵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以存在主义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五月风暴运动中突然急转直下, 失去了锋芒, 而在此之后的左翼思潮, 往往会被冠之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命名。但是,在今天,真的存在一个囊括当代主要西方左翼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后马克思主义吗? 在今天活跃在舞台上的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等人,真的是和利奥塔、鲍德里亚、拉克劳、墨菲等人一样的以终结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为目的的后马克思主义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需要我们对上世纪最后三十年, 以及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发展,给出重新的评价和思考。

一、终结的终结:后马克思主义之殇

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给人的初步印象是, 当代存在着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这种马克思主义形式在本质上已经完全臻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 甚至臻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于是,这种仍然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政治、经济、文化保持批判态度的思潮——“后马克思主义”, 便呼之欲出了。这个名称实际上带有两个层面的必然色彩:

首先,在许多人看来,那个在上个世纪流行一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确终结了。在佩里·安德森那里,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二战之后的西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都面临一种十分窘迫情况,一方面,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力量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些身处西欧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需要保持清醒,对资本主义给予无情地批判,而也需要对同样生活在资本主义情境中的人民以醍醐灌顶式的教育;另一方面,尽管存在着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但是,尤其在二战之后,关于斯大林体制下的苏联社会主义的某些非人道的方面, 被展现在这些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这迫使他们不得不摆脱苏联式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试图从新的角度来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可以这样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夹缝中生长出来的第三条道路,尽管其开创者卢卡奇来自于匈牙利, 是明显的东欧国家,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的发展土壤几乎都在于西欧,在安德森看来,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所谓的人性的关怀,对异化的关注,都是在他们各自国家中脱离政治实际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自己的密码式的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越来越远”。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得以生长的土壤,并不在于欧洲实际的工人运动的状态,尽管他们始终在文字和口头上重视无产阶级的地位,试图从人的存在角度来让无产阶级摆脱异化的命运,但是,他们却在实践上远离了无产阶级。这样,真正维持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的是资本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垒的政治格局,一旦这个格局崩溃,西方马克思主义得以生存的土壤便丧失了。实际上,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提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已经暴露出来,而法国共产党的理论家阿尔都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终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即当阿尔都塞用他独有的科学与意识形态划分来审视过于泛滥于人道主义之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论他们是以康德式的大写的人道主义出现,还是以海德格尔式的生存的人出现), 严格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已经没落了,尽管在阿尔都塞之后仍然有人还从异化、人性、生存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种带有人道主义生存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已经式微了。这样,以阿尔都塞为界,我们看到的是欧洲(尤其是法国)马克思主义一种断裂式的景观,在阿尔都塞之前,多以存在主义和人的生存来介入马克思主义,而在阿尔都塞之后,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符号学、生机论、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都逐渐开始拆解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在拆解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元素(如阶级、历史、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之后,与新诞生的一些元素进行了任意的组合拼贴, 在这个意义上,最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们无法对之进行简单概念化的思潮,为了方便起见,也与之前的经典的以人本主义或存在主义为基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区分,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一个非实指的标签。

其次,后马克思主义的“后-”(post-)的词根,并不是专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后马克思主义的命名直接与当时整个欧洲思想界的剧烈运动有关。先是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人类学的应用,并在《野性的思维》一书对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萨特所谓的辩证理性只是借助他所谓的分析理性来对一些靠不住的步骤进行重新改造……但与其主张相反,它本身却是非历史的:它没有给我们提供具体的历史形象,而是提供了一种创造这样一种历史的人的抽象图示,这种图示能以一种同时态整体的形式表现于历史的发展之中。因而他对历史的态度与原始人对永恒过去的态度一样:萨特的理论系统中,历史所起的作用于神话所起的作用完全一样。”列维·施特劳斯的这个批判几乎可以看成是后来阿尔都塞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先声,而在列维·施特劳斯之后,以罗兰·巴特、福柯、德勒兹、加塔利、德里达等人进一步将结构主义推行到后结构主义, 即将列维·施特劳斯在当下的符号化的结构分析,走向了对这种符号化结构的突破和解构,而利奥塔和鲍德里亚将这种逻辑推向极致,变成了终结一切宏大关系、宏大叙事,将一切还原为碎片化的语言的后现代主义,一切都变成了拟像和虚构。显然,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的逻辑中,拆解宏大的话语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 如鲍德里亚对生产逻辑的拆解与解构, 拉克劳、墨菲对阶级概念的批判和解构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后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具有时代中的共性根源,即在一个冷战格局逐渐退却甚至消失的背景下, 一些宏大叙事的历史背景也随之消失,在一个被称之为“历史终结”的时代里,历史、阶级、生产等一些大写的词汇似乎都消弭在日常生活最琐细的事实之中,而作为政治斗争的阶级斗争也让位于更实际的话语斗争和符号批判。这也或许是有学者将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比喻为瓜蔓与瓜的关系,突出了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同构性关系,“‘后马克思主义’是属于所谓‘后现代’ 思潮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 如果把后现代主义比喻为一根长长的瓜蔓, 后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这根蔓上的其中一个瓜而已”。于是,我们看到,事实上很难对后马克思主义做一个准确的定位和判定。国内外学者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实际上众说纷纭。张异宾教授将后马克思思潮的原点推到了阿多诺那里,“后马克思思潮的缘起,是阿多诺以《否定的辩证法》为标志的反对同一性的对总体性(西方文明,特别是工业同一性)的逻辑消解。作为资产阶级解放话语的启蒙思想被判定为人奴役自然, 人支配人的工具理性之翼,一切还寻求以一种同一本质为基础(无论是人或者规律)的自由解放都成了资本主义总体性的隐性同谋,人对自然的‘暴力关系’被批判性内省了。至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生产增长基础和人的解放逻辑都被否定了。阿多诺的这种理论倾向已经溢出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终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阿多诺的哲学已开启了一种走向后现代思潮的理论断点,而他自己的哲学建构则创立了一种新的面对马克思的态度,我将其定位为后马克思思潮”。简言之,从阿多诺开始,以异质性和差异化的星丛概念开始解构大写历史、大写理性、大写的人、以及一切大写的同一性逻辑,而差异、区分、独特性(singulairty)开始成为其中的关键词,任何大写的同一性,对差异的强暴都是一种暴政,而允许多样态的个体性差异以星丛式的方式共存, 成为了后马克思思潮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德勒兹对差异的强调,加塔利用精神分裂分析来取代经典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或者德里达的带有歧义的文字学,都是旨在在碎片化、差异化和边缘化的细节中反抗总体性、同一性和中心化的逻辑。于是,在差异化和碎片化,以及去中心化的逻辑的推动下,实现了对一系列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命题的消解和解构,历史、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都逐渐碎裂在每一个细微的碎片中,他们可以由此而呼喊历史终结了、意识形态终结了、哲学终结了、形而上学终结了、政治终结了、人死了、作者死了等等带有末世论色彩的口号,然而在这些终结的背后,我们看到是对当下的碎片化生活和符号的执迷,由于未来乌托邦被他们以肥皂泡式的幻想解构掉了,历史也被解构掉了,所有人只有停留在一个永恒的当下,来如同浑浑噩噩的犬儒(cynical)一样生活。

问题是,一切大写历史,大写的观念真的如他们所愿终结了吗? 显然,这仅仅是一段历史时期的假象,而维持这个假象的正是冷战终结后的一段间歇的历史时期, 似乎在那个静止时期,在新自由主义似乎获得全球胜利之后,左翼和欧洲马克思主义逐渐采用了一种蜷缩的态度,一种无法面对真实的历史的姿态, 在日常生活的琐细中,在艺术的只鳞片甲式的创造中,寻求一丝丝慰藉。他们已经没有了彻底的方案,只有在现有的资本主义框架下去争胜(agonsim),而不是去斗争(antagonism)。这个就是拉克劳和墨菲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框架下提出的新的社会主义策略,及在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框架下实现的激进民主推进,如墨菲说道:“重要的是,对抗不是以‘斗争’(敌我之间的斗争)的形式,而是以‘争胜’ (竞争对手的斗争)形式来进行。从争胜的角度来看,民主政治的核心范畴就是‘竞争对手’的范畴,我们与竞争对手,在‘所有人的自由平等’的民主原则下是共同的盟友,尽管我们对这个原则的解释不尽相同。而竞争对手彼此斗争是因为他们各自对该原则的解释会成为话语霸权,但他们不会怀疑他们的对手为他们的话语霸权获胜进行斗争的合法性。”这样,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拉克劳、墨菲,他们对阶级的解构,实际上,就是将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斗争,退化为不同竞争对手之间的争胜,从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可以在一个民主框架下化解的争胜游戏,尽管拉克劳和墨菲都认为民主制框架下的争胜不可能完全达到和谐一致,但是他们认为那个被他们称为“所有人的自由平等”的民主原则,是政治下的先天前提,任何争胜不能以破坏这个前提为基础。因此,马克思所提出的赤裸裸的政治利益之争,在后马克思主义这里变成了对“所有人的自由”的进行解释的话语霸权之争。而这种话语霸权之争实质上掩盖了在资本主义中真实存在的阶级矛盾。

2008年席卷欧美的金融危机,显然是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转折点,也正是这个转折点让拉克劳、墨菲既成就了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高峰, 也让他们成为最后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在后马克思主义那里,与资产阶级含情脉脉的那种调情式的话语霸权斗争走向了尽头,当人们以“99%”的名义走向街头,占领代表美国金融中心的华尔街,来反抗占有绝大多数财产的“1%” 的人口时,拉克劳和墨菲的温情的争胜模式已经破产,也正是在那一刻,后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它最后的历史使命。在约迪·迪安(Jodi Dean)说道: “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的口号就是‘我们是99%’, 这个数字强调的不是它们的同一性,而强调的是它们与1%之间不可弥合的鸿沟和分裂,……人们被分裂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在占领华尔街背景下,这个‘我们’就是阶级,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抱有敌意的阶级, 一部分人占有并控制着财富,而另一部分人一无所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问题,并没有因为后马克思主义对其在话语上的消解,而在历史中彻底消失,对抗的阶级,互相抱有敌意的阶级,只是在温情的表象下潜伏了一段时期, 在金融危机和经济恶化的资本主义的创口下, 它们又会像脓汁一样从这个创口中流淌出来,后马克思主义终结了,或者说,终结的话语本身终结了,我们重新必须面对一个大写历史的时代,一个重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和共产主义观念塑造的时代, 用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话来说,这就是“大写历史重生”(rebirth of the History)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那个旨在终结一切宏大叙事,消化大写历史、阶级、生产等概念的后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尽头,属于他们的历史终结了,我们已经不能再将他们之后的一系列重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思考的思想家,如巴迪欧、朗西埃、齐泽克、阿甘本、马舍雷(Macherey)、斯蒂格勒,甚至最近重新开始思考《资本论》问题的詹姆逊和伊格尔顿称之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一批思想家究竟在思考什么,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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