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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的辩证法

2017-05-24中国社会科学网李仙娥

正如福克斯所言,为了理解手提电脑、移动电话、脸书和推特,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马克思是我们批判性地理解数字经济和数字劳动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也正是当代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盲点和理论拓展空间所在。

伴随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外学术界把数字经济与劳动论、价值论相结合的研究兴趣遽然上升。2012年,泰博·肖尔茨(Trebor Scholz)将数字劳动的研究溯源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其专著《数字劳动:既是游乐场又是工厂的互联网》,被穆罕默德·卡泽朗(Mohammad Kazeroun)称为“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运用于协作性的计算机中介传播时代”。同年,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安德烈亚斯·维特尔(Andreas Wittel)指出:“数字事物——打开了崭新的有着光明前途的可能性,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概念纳入更广泛的范围,以有利于在信息时代分析数字传媒和(更为一般性的)资本主义。”他认为,更加广泛地运用劳动价值论可以在数字时代开辟出一条实证研究的新途径,更好地理解“数字公地”、“自由劳动”等现象,关注工人阶级围绕数字机器和电子传媒所进行的斗争。2013年,传播学政治经济批判学派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出版了《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研究范式,基于ICT全球价值链生产方式分析了各种形式的数字劳动,并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数字劳动批判理论。2015年,德国柏林举办了“数字化世界中的劳动”大会,对“未来劳动”进行讨论,期望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和利用数字劳动带来的新机遇。2016年,国内学者周延云、闫秀荣等在《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数字化时代国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一书中,对国外数字劳动研究现状作了译介。

可以看到,在技术、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活诸方面,数字劳动越来越显示出极其重要的推动和挑战。有人用“颠覆性”来描述其独特价值,也有人用“数字鸿沟”来描述其面临的新挑战和新矛盾。在对待数字劳动问题上,可以说希望与困惑、乐观与风险并存。因此,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及唯物辩证法来看待数字劳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1.数字劳动孕育着一个全新的变革的网络智能时代,标志着一种新的数字生产方式的形成。

在传统经济中,劳动是以实体方式呈现的,而在数字经济中,劳动、信息是以数字方式再现的。“所有信息和传输都可以用0和1这两个数字来体现和完成。这一巨大变化对新世界造成的深远影响无异于语言的出现。”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金融、网络游戏、网络医疗等数字化模式,既是对现实生存的模拟,更是对现实生存的延伸、重塑与超越。可以说,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都呈现出数字化的面貌——生产力要素的数字化渗透、劳动关系与交往关系的数字化重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数字化变革,这些数字经济的附加值主要是通过数字劳动来驱动的。正如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的:“全新的内容将在数字化生存中浮现,新的玩家、新的经济模式、大有希望的小作坊式的信息和娱乐供应商也会浮出水面。”克里斯·安德森则刻画了数字世界的图景:数字劳动时代,供求之间的瓶颈开始消失,丰饶经济学正在到来。可以预见,数字劳动将使得越来越多的生产、消费环节得以用ICT资本加以替代,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率和人力资本回报率有大幅度提升的空间。

在对数字劳动图景乐观憧憬的同时,也有学者表示了对“数字化衰退”的忧虑。2016年,丹·席勒(Dan Schiller)指出,当下很可能已经到达数字化资本主义发展的临界点,产业内的剩余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在可预见的未来,新一波政治经济危机正在抬头,似乎已经不能被目前的数字产业繁荣态势所克服。正如福克斯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既承认资本革命性的成就,又认识到资本逻辑下奇妙的技术进步的可怕代价。数字劳动既加剧又瓦解了资本的积累,也加剧了集体生产和个人占有商品的资本主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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