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思想理论 > 马克思主义理论 > 马列研究 >  正文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

2017-03-10《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5期王立胜 郭冠清

作者简介:王立胜,郭冠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箱:ggq0808@sina.com。北京 100836

一、引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中①,有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它的理论来源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就作者掌握的文献看,虽然一些媒体报道、讲座和研讨会中多有涉及,但迄今为止尚未有系统论述的文献出现。如果说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理论来源是一个普遍共识的话,那么西方经济学是否应该列为其理论来源应该说是一个重大分歧点。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成果,要建设“市场经济”,怎么能离开揭示了市场经济“普遍规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呢?!这一点可以从王东京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培训班上的讲话中清楚地看出(王东京,2004)。而另一些学者对西方经济学不屑一顾,认为它除了意识形态和描述表面现象外,毫无可取之处,应该将它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中。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多认为,应该将“西方异端经济学”列入理论来源(贾根良,2005)。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究竟应该是什么呢?②为厘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其本身含义出发进行梳理。笔者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包含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它的理论基础,其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第二是中国的实际,这是它的实践基础,其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我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将传统文化也列入进来,那是因为传统文化本身也是中国实际的一部分(陈先达,2010)。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种结合既需要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经验和失败教训,清理其留下的遗产,也需要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价值取向”以外的文明成果。由此,我们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概括为五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遗产、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然理论来源,但是,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化学说”,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最重要的是论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体系,这依然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一)“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在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人性的异化”进行了哲学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完成了从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郭冠清,2015a),并借助这一转变,在《资本论》中通过“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性异化”必然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人性异化”的基础上,以“人性的复归”为目标,将共产主义的本质描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并强调只有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物质精神财富极大丰富,才能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通过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可以看出,在一个“人性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做到“以人为本”,而只有到了“人性复归”的“未来的社会”才有可能出现(马克思,1844,1867;马克思、恩格斯,1845-1846,1848)。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西欧各国(更准确地说是英国)这一农民被完全剥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代表所做的分析③,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在那里是“农业的工人”,“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基本等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事实上就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在西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④。

(二)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正确认识人类社会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最伟大的发现是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它为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唯物主义历史观以“物质生产”为出发点,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线,揭示了人类社会演变的规律(郭冠清,2015a)。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演变的三种所有制形态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再次对社会形态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而又常常在实践中被忽略的“两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自然历史过程”做了详细的论述,但是,对于我们认识社会演变的规律,是否可以跳过的问题,马克思讲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⑥。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晚年对于西欧发达社会以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进行了更多的思考,反对将他发现西欧历史进程的意义扩大化,认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显地限于西欧各国”⑦。马克思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对于“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⑧,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⑨可见,马克思除了对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共同胜利”论断外,还有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否能“一国胜利”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演变规律的揭示逐渐被我国所认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初级阶段”,我们不能逾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更是直接指出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而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直接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晚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思考,亦即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成果”⑩,对我们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的依据,而恩格斯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1),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三)剩余价值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是有力的,对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批判是深刻的,对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预见是被实践所证实的,但是对于被称之为“病理学”的理论能否用于指导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不少学者持有怀疑的态度。本文通过与西方经济学比较,论证剩余价值理论同样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的整个理论大厦建立在“经济人”假说的基础之上,我们在批判它严重脱离现实时,也不能不看到它也许是对市场经济中人类经济行为最好的抽象。就笔者掌握的文献来看,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没有给予批判,相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做出了类似的假设,他在《资本论》序言中讲道,“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12)。注意“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在马克思亲自校对的法文版中将德文版中的“Personifikation konomischer Kategorien”(13)正常字体改为了斜体“Personnification de catégorieséconomique”(14),以示强调。在《资本论》正文中,马克思多次将资本家称作是“人格化的资本”,这不过是马克思异化学说的自然推论。

在理论基础上,一些学者过多地关注了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取向,而事实上它与西方经济学“均衡价格论”一样都能经得起“科学”的检验,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包含着对价格背后原因的本质解释,而且还包含着对“自由、平等”背后隐藏的“不平等”的揭示(郭冠清,2015b)。值得深思的是,如果去掉价值理论一章,结果会怎样呢?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信中讲道,“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有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15)。

众所周知,“生产”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经济学通过追求“利润最大化”厂商的行为对生产进行了超越历史的一般性描述,除了“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等几个现代工具以外,我们很难找到有助于理解市场经济“生产”内容,因为在西方经济学里,生产不是主要内容,企业不过是一个黑箱而已。马克思却不同,他借助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原理,以《资本论》第一卷“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一篇为核心,为我们搭建了一个熊彼特称之为“逻辑与历史化学融合”(16)的生产演进动态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带来的“人性异化”,而且也看到了人格化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在去除了“价值取向”内容后,同样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由于市场经济的“生产”不是为自己而生产,“交换”自然成了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经济学抛弃了古典经济学在交换方面的重要成果,而转向了借助于数学工具对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论证,对于市场经济的实践没有多大意义。马克思吸收了古典经济学有价值的内容,放弃了《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生产决定交换,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的最初构想,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资本的交换(即流通过程)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马克思详细地考察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的生产顺利实现的条件进行了周密考察,论证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建立了完整的交换理论,并在扩大再生产分析中形成了另一个成果——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交换理论,不仅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生产”的直接理论来源,而且也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交换理论的来源。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将静态分析动态化、短期分析长期化,建立了第一个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西方经济学家哈罗德和多马在认真研究了《资本论》后,构建了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马克思成为现代增长理论的当然鼻祖(吴易风,2007)。

“分配”是市场经济的不可或缺部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借助“边际”这一现代工具,将资源配置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之中,并以“欧拉定理”论证了资本主义在分配上的合理性。马克思却不同,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于剩余价值转换为利润、利润的平均化、地租的形成,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形态的转换、资本的虚拟化、社会资本的形成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给出了更科学的论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资本论》中基于劳动的收入就是劳动力价格这一前提,没有给予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留下空间,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中关键的内容,我们需要加强“劳动循环”的研究。

总的来说,马克思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比西方经济学更实用、更科学的市场经济动态分析框架,剩余价值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构建市场经济理论框架时,需要从批判角色转换为建设角色,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学说”。

(四)《反杜林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指导意义

《反杜林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篇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一节中,纠正了他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7)的早期思想,对我们学术界称之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清晰、准确,而且与《资本论》逻辑一致的论述(郭冠清,2015b)。按照恩格斯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18)。

第二,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质的论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篇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一节中,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质做了详细的论述,恩格斯讲道:“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且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19)

第三,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新表述。在《反杜林论》第三篇的社会主义“理论”一节的开头,恩格斯讲道:“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0)

这一表述,与《资本论》德文版和法文版注释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新表述一样(21),纠正了我国学者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正在形成中的思想当作经典表述的偏差(郭冠清,2015a)。

第四,构建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质,恩格斯在第二篇和第三篇中构建了分属于资本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中社会主义部分包含历史、理论、生产、分配,以及国家、家庭、教育五小节内容。在这个体系中没有交换和消费,主要是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交换和消费建立在计划的基础上,不存在是否能顺利实现的问题,生产和分配才是关键问题。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历史”考虑,为我们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和我国的国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五)《帝国主义论》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发展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利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对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的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典范,它的一些重要论点已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所证实,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市场理论的一个来源。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合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是否进行商品生产、是否全部采用全民所有制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丰富和发展了《反杜林论》相关内容。

分享到:
  •     已有条评论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