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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马克思主义正义论及其当代批判

2017-03-10《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宋建丽

作者简介:宋建丽(1972- ),博士,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成员。厦门 36100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一系列巨大转变。苏联解体以及东欧的“人民民主主义”浪潮,更是将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断放大,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彻底修正的”各种观点也纷至沓来,并且一度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点。在挟裹着“意识形态终结论”并以经济一体化为表征的全球化背景下,在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地基于自由、权利、正义等价值为私有制作各种辩护的理论背景下,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正义、平等、权利等规范问题的忽视,似乎使我们在反驳资本主义的正当性方面缺乏与之相匹敌的正义话语。因此,进入正义领域,并建构一种能够与自由主义正义话语相抗衡、能够为社会主义之必然性提供规范性论证的正义理论就成为分析马克思主义正义论的初衷。然而,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辩证法的敌视和放弃,一方面使得分析马克思主义陷入马克思到底有无正义理论的内部争论,另一方面也使其终究无法看到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超越之处。对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而言,其初衷或许是寻求建构一种能够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正义话语体系,但结果却又重新陷入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而不能自拔。

一、分析马克思主义正义批判:源起与争论

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论的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是剥削制度的经验性分析是否同时蕴含“资本主义是道德上不正当的”这一规范性判断?第二,如何对待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当性提供道德辩护的自由主义理论?对这种理论是批判还是合理利用?关于第一个议题的争论,集中表现为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以伍德(A.W.Wood)为代表,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和批判是基于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科学分析和把握,这种事实判断不但不蕴含规范性的正义批判,甚至完全排斥规范性的正义批判。正如伍德所言,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的理由,包含在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组织功能和未来趋势的综合理论中。这一理论本身并非道德理论,也不包括任何诸如此类的特定道德原则,因此,假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必然会根植于某种特定的道德理想或社会原则,这是不正确的。①在伍德看来,一种行为或制度正义与否只与“适合”还是“不适合”特定生产力水平、所有权关系的经验判断有关,或者如德雷克·艾伦(Derek Allen)所强调的,只是根据行为和制度是否是生产方式的“自然结果”而作出的一种事实判断,②这其中不必蕴含规范性的道德评价和理想期待。就此而言,伍德认为,马克思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号召不可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这一断言的基础之上,③“无论资本主义可能是什么,它似乎都不是不正义的”。④罗伯特·塔克(R.C.Tucker)也指出:“将马克思视为社会正义的预言家的通常想象是错误的,将分配正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道德议题也是错误的。”⑤塔克据此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激情不是出于对正义的激情,甚至进一步宣称分配正义的观念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世界无关。⑥⑦

另一种观点以胡萨米(Ziyad I.Husami)、科恩(G.A.Cohen)为代表,他们认为规范性的正义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不仅可能,而且本身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一个核心要素。胡萨米在1978年发表题为《马克思论分配正义》的文章,认为无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运用无产阶级的正义标准去批判资本主义的分配是有效的,而且马克思的确进行了这样的批判。⑧他指出,伍德和塔克之所以误解了马克思的道德社会学,“问题在于他们以为马克思只是把规范与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可事实上,马克思还把规范与生产方式内部的各个社会阶级联系在了一起”。⑨因此,“上层建筑的要素所包括的道德观念,并不是什么附带现象……马克思的自我实现、人道主义、共同体、自由、平等和正义等观念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缺乏制度前提,它们并没有因此毫无意义。在无产阶级的意识转变中,这些观念发挥了批判性的作用,它们为无产阶级意识赋予了否定的力量,使之成为革命变化的能动因素。”⑩如此看来,“与其道德社会学一致,马克思能够有效地运用无产阶级或后资本主义的标准,包括正义标准,来评价资本主义”。(11)科恩也指出,“马克思是在一种恰当的而非相对的意义上谴责资本主义为不正义”,甚至“这样的道德批判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要素”。(12)

关于第二个议题的争论,主要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以科恩和尼尔森(Kai Nielsen)为代表,认为不论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还是罗尔斯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都将私有制作为前提,因而都不同程度地赋予不平等以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其正义话语均意在服务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辩护。另一种倾向以罗德尼·佩弗(Rodney Peffer)为代表,主张对罗尔斯理论进行辩护和修正,并期望以此为合理资源重构马克思的正义理论。

在科恩看来,罗尔斯最多只是证明了不平等在当前是不可避免的,却并不能证明不平等是正义的,原因就在于罗尔斯为经济不平等辩护所采取的激励规程(incentive schedules)(13)只是一种事实辩护,因而并不能为不平等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任何正当性的辩护。(14)在佩弗看来,罗尔斯在现实层面允许有利于人口中处境最差群体的一定程度不平等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他的道德理论本身主张这种不平等的永恒存在。(15)

尼尔森试图超越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从而更为一贯地坚持平等主义,他一方面要求对收入和财富进行严格平等的分配,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平等份额获得的困难。(16)对于尼尔森这种激进平等主义的观点,佩弗认为,既然社会或国家不可能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社会总财富中一份精确平等的份额,那么它肯定也不可能保证每个人得到任何特殊的善的平等份额。因此,佩弗认为,不谈论对特殊的善或对收入和财富的平等分配份额权利的话,问题会更清晰一些。在他看来,更好的做法是要求人们拥有获得社会基本善的平等手段或是获得社会基本善的平等机会,当然这里的平等机会指的是实质上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他认为这才是尼尔森真正关注的东西,这样才最为恰当。(17)

最后,能否将罗尔斯的理论作为一种资源来为一种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正义理论服务?就必须首先回应对罗尔斯理论的一个实质性反对,即罗尔斯的理论是一种对国家福利资本主义的辩护。佩弗认为这种反对没有将罗尔斯的核心道德理论与他对这一理论的运用区分开来。至少从理论上讲,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政权也能满足这两大正义原则。佩弗认为,按照罗尔斯的理论,无论如何,要在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作出选择,都应看哪个更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因此,他的核心道德理论不是在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或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作意识形态上的辩护。(18)

那么,马克思究竟是如何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正义和权利观念是否相容?用自由主义的理论资源重新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是否可行?马克思正义批判理论的独特性何在?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把握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之争的实质,进而考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并指出马克思正义批判超越性的方法论及独特的理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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