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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及理论启示

2017-03-10中国社会科学网金碚

作者简介:金碚(1950- ),男,江苏吴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电子邮箱:jinpei8859@163.com。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即使是学习过政治经济学初级内容的中学生也都熟悉。但在面对现实经济时,人们似乎有与其久违之感,像是遥远天际的云朵,不知与当下是否有关。其实,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具有非常深刻的内涵和学术扩展性,从其逻辑基点上可以延伸出对一系列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制度及政策选择的科学思考。本文从几个现实问题的理论讨论入手,揭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启示。

一、GDP核算的是什么

宏观经济分析最重要最常用的基本概念之一是GDP(国内生产总值)。讨论所有的宏观经济问题都离不开GDP概念及其统计数据的使用。那么,GDP的经济学性质是什么呢?我们是否总是正确地运用这一概念及其统计数据呢?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首先论证了商品价值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商品二重性的根源则是劳动二重性,即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及其表现形式交换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及其表现形式物品有用性。所以,当我们讨论任何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时,首先必须明确其使用价值和价值(交换价值)关系上的涵义。关于最常使用的GDP概念的涵义,人们往往有很大的误解,以为它是一个关于价值量(或交换价值量)的核算概念,即核算的是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创造了多少交换价值,据此而以为追求GDP就是追求(交换)价值增长的成就。因为,GDP确实是采用交换价值尺度(货币单位)核算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发生的经济活动总量。

其实,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实际上GDP核算的是真实经济量,即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真实产品和服务的总量,即可以使用的(通常是发生了市场交换的)产出量,而不是其名义量(交换价值量)。只是由于真实产品和服务的真实产出量无法加总为一个统计总量指标,所以借用了货币单位(交换价值量)作为估算工具。但其实质仍然是核算真实经济量。所以,核算GDP增长时采用的不是现价而是“不变价格”,所比较的是不同时期内产品和服务的实际产出量。在国际比较时,还可以采用“购买力平价”指标,力求尽可能去除交换中的价格因素干扰,更真实准确地核算各国的真实产出量。所以,核算宏观经济活动总量时,交换价值量的意义是不大的,只有真实经济量,即使用价值量才有重要意义。

简言之,GDP的基本经济学意义是:以交换价值计量单位即货币尺度作为核算工具,估算真实使用价值量的生产规模总量及其增长。这似乎很矛盾,但却是其实质所在。所以,科学认识GDP,除了关注其价值量(名义量)表现之外,更重要的是应关注其实质量,特别是要关注同GDP密切相关的真实劳动状况。①关注GDP的实质量,就要观察和分析构成GDP的真实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性质。有人估算说,直到19世纪中叶(1820年前后)中国的GDP仍占据世界第一位,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却被经济总量远远小于中国的欧洲“小国”轻松打败。事情的关键是,此GDP与彼GDP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小国”的GDP是钢铁、舰船、大炮;“大国”的GDP是丝绸、茶叶、瓷器。此时计算GDP值多少钱,孰大孰小,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就其使用价值而言,那种“小GDP”显然强于此种“大GDP”。②关于关注GDP所体现的真实劳动状况,则要观察的,一是整个经济体的劳动是否充分就业?二是其中多大比例的劳动者能够在合适的岗位上工作?三是创新性劳动的活力是否得到释放,即创新性劳动的自由度如何,是否有条件不断创造出具有新颖使用价值的产品?对GDP的核算必须落实于对真实劳动状况的认识和判断,才具有真正的科学意义。

总之,GDP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的(交换)价值总量,那实际上只是一个测量值,最多相当于对人体身高体重的测量,真实体质与之相关但并非特别重要。重要的是GDP所蕴含的使用价值量与质的实体性质。关注GDP时切不可颠倒了视角。对GDP认识的偏颇,往往导致对国家经济状况的判断发生误解,对于现实经济中的价值创造特别是创新性劳动的状况也可能误判,更难以进行正确的国际比较。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及国际比较中的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

二、如何认识产业结构及其演变趋势

以上关于GDP的讨论,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关系上揭示了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据此也可以进一步讨论经济结构分析的理论方法。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前提是对经济活动的分类。马克思曾将生产活动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从对两大部类比例的分析研究了社会再生产平衡的条件。这一方法基于对商品的使用价值性质分类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过程的物质技术特征分类,而从价值量维度进行观察和分析。这一方法可以延伸运用于从其他角度对经济活动进行结构性研究。在工业化初期,物质资料生产是生产活动的主体,所以主要注重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比例结构分析。到了工业化中后期,服务活动也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生产活动,因此,第一、二、三次产业划分以及对三次产业的比例结构分析受到更大的重视。问题是,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进行结构分析也必须小心地处理其中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含义,否则很可能陷入对客观过程的误解,导致经济决策的失误。例如,一个流行的观念是,到了工业化中后期,第三产业(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是经济结构升级的表现,认为发展第三产业可以实现节能环保和高附加价值,所以在经济政策上一味追求服务业的更快增长,甚至忽视第一、第二产业。其实,如果仅从价值量维度进行判断,而忽视对使用价值性质和特征的研究,就会导致许多错觉。

第一,如前所述,宏观经济总量指标是“以交换价值计量单位即货币尺度作为核算工具估算真实使用价值量的生产规模总量及其增长”,与之相类似,结构性指标是以交换价值计量单位即货币尺度作为核算工具估算出的不同真实经济活动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变化。真实经济活动中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与其产出品的交换价值量的变化趋势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越高,生产的产品量即使用价值越多,其单位产出品的交换价值反而越低,即价格更便宜。其原因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辟论证了的:“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量就越小。”①所以,以交换价值单位估算的第三产业比重高,并不是第一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的产出量减少的结果,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单位产品价格下降在统计上的表现。工业化之前的传统经济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通常很高,那是第二产业不发达的表现。在工业化时期,第二产业比重迅速提高,而到了工业化后期,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二产业比重相对下降,都是第二产业更加发达的表现,而绝不是第二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衰落的表现。只有在发达的第二产业基础上的第三产业发展才是产业进步和经济发达的表现。

第二,第三产业分为两类:直接服务业和工业化服务业。前者是指主要由人直接完成的服务劳动,例如理发、护理等,后者是指主要使用工业产品和工业设备进行的服务劳动。直接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通常难以提高,它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价格的更快提高,例如理发师的劳动生产率不会有显著提高,但理发价格30年来至少提高了100倍。工业化服务业的发展取决于工业的发达程度,这类服务业实际上就是工业品和工业设备使用价值的实现过程。例如,通信业是通信产品和设备的使用,交通业是交通设备和基础设施的使用,现代金融业的运行也是以工业品和工业设备的使用为条件的。可见,第二产业产出品进入市场要完成两次实现过程:首先完成交换价值的实现,马克思称之为“惊险的跳跃”。而如果作为工业化服务业的工具,工业产品将在服务业领域中不断地完成其使用价值的实现。而它的使用价值实现过程就是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和价值实现过程(服务业的一个特点是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同时完成)。即使像旅游业这样的所谓“无烟产业”,其实也是工业品以及建筑产品的使用过程。而且,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自然遗产的维护也绝对不能离开工业的支持。如果以为离开工业也就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实际上是对商品二重性的无知,误以为只要在价值形态上有取获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制造业产品高度智能化,使得其使用价值实现过程可以无人化(例如无人驾驶汽车)和自助化,则工业品就成为可以自动提供“服务”的产品,此时,“服务业”作为工业品使用价值实现过程的性质就彻底显露出来。这种情况离现实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

第三,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理论实际上已蕴含了他对未来社会的预见。马克思指出:“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以此类推。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可能同时下降。”②只要将这一理论逻辑贯彻到底,就可以设想,当生产力充分发达,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时,单位商品的交换价值量趋向于极小,而使用价值量极大增长,从理论逻辑上就可以推论出:只要消除人类对私人“财富”的贪婪欲望,就可以实现使用价值的按需享用即“按需分配”。那时,私有财产实际上也就没有意义了。那样的社会离我们还非常遥远,但是,其端倪正在出现,这就是分享经济作为一类产业已经在成长起来。例如,互联网的出现,正在使个人使用汽车趋向于成为共享经济,过去只能由富豪高官享用的私人专车服务也开始走向普通民众:不必拥有,但只要有需,随时可以享用。现代通信包括移动通信也已基本共享化,广大低收入者以至“贫困学生”都可以使用。随着公共服务的发展和均等化,大量的产品和服务都可以进入共享经济领域。例如,最昂贵的物品莫过于文物和收藏品,而博物馆的免费开放,已使之基本实现了共享化。所以完全可以设想,在本身具有共享经济性质并为共享经济提供技术平台的互联网发展的基础上,国民经济中的共享经济成分将成为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的新产业。有西方学者称之为“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到来③。其实质就是信息产业和能源产业的高技术化,导致信息成本和能源成本趋向于极小(能源成本是产品边际成本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同时社会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因而使用价值的“享用”替代了对物质财富(价值囤积)的“占有”。而关于占有与享用(或存在)的关系,将成为人类对自己生存方式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选择④。

三、企业追求什么目标

据媒体报道,有记者问华为集团董事长任正非,“华为为什么不上市?”任正非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把利益看得不重,就是为理想和目标而奋斗。守住“上甘岭”是很难的,还有好多牺牲。如果上市,“股东们”看着股市那儿可赚几十亿元、几百亿元,逼我们横向发展,我们就攻不进“无人区”了。

其实,任正非并不是“把利益看得不重”,而恰恰是把真实的利益看得很重、很准。真正把握好了企业生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企业,实质上有两个目标:一是创造商品使用价值,表现为企业的实业目标,即“做事业”。二是创造交换价值,表现为企业的盈利目标,即“赚钱”。一般经济学模糊了两者而将其“抽象”为:企业的唯一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如果第二个目标与第一个目标基本一致,也是可以做这样的抽象简化的。但当这两个目标可能冲突时,企业就面临抉择,哪个目标第一,哪个目标第二?任正非和华为公司强烈倾向于第一个目标。世界上许多最优秀的企业,包括一些具有长寿历史的家族企业,很多都是这样。他们的第一目标是“以自己的事业改变人类生活”,或者“生产最好的某某产品”。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更强调第二目标的企业的正当性。但是,如果把企业仅仅作为赚钱机器,甚至不过是资本投资的标的物,企业家很快变为投资家和资本家,毕竟难以做成伟大的企业。

在经济理论基本范畴和学术框架的建构中,关于经济体的微观经济单元的设定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通常,将“厂商”或“企业”作为最小单元,并假定这一最小单元是个“黑箱”。只能观察它的投入与产出,而不需分析其内部。根据“经济人”假设,经济学认定这个“黑箱”的行为目标是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简言之,企业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营利组织。而马克思所设定的经济体的最小单位即市场“细胞”是商品。商品从W—W,经过W—G—W,到G—W—G′,进而蜕变为G—G′。即从物—物交换,到物—币—物的简单商品经济,到币—物—(币+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进而产生货币资本自我增殖的虚拟资本扩张现象。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关键的蜕变环节一是W(商品)从原先为目的变为手段,G(货币)从原先为手段变为目的;二是W在经济过程中消失或“省略”,经济活动成为G“自娱自乐”的独角戏。

在马克思看来,上述第一个蜕变有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但也批判了其蕴含着的非理性(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其实,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也曾指出了这是“人类本性的欺骗”,不过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而对上述第二个蜕变,马克思更倾向于批判,甚至有所轻蔑,视其为资本主义衰败的隐患和征兆。之所以有此倾向是因为,马克思是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者,在他看来,一旦忽视或“省略”了实体经济生产过程,生产力的进步就失去了载体。这就是现在一些国家发生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必然导致创新乏力,经济衰退。

可见,商品二重性中的任何一面都是不能忽略的。优秀的实业企业家本能上是生产活动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二重论者。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企业家,如果都只是“一根筋”地追求交换价值,即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会是一个欣欣向荣和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吗?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盈利最多的企业一定是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企业,而无论其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不论在抽象的理论推演上是否能论证这一逻辑,但在现实中绝难成为事实。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是否能既做好自己本分的实业,成为行业翘楚;又能获取更多的盈利,成为效益高手,是这个国家经济前途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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