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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复杂性及实践解读

2017-03-10《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叶险明

作者简介:叶险明,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金华 321004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认识模式,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深远影响,是其对整个近现代世界历史变迁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的重要构成部分。但对这种影响的认识,学界往往流于简单化和片面化,缺乏对其复杂性的全面把握。笔者这里所说的“复杂性”主要由两个相互联系的环节构成:一是,“影响源”的复杂性,即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演变发展的复杂性。二是,“影响过程和结果”的复杂性,即落后国家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与理解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视角、过程和结果的复杂性,以及决定这种“视角、过程和结果”的经济社会结构与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可以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全面把握上述“复杂性”,不仅会对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产生重大误读,并在方法论上导致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的误判,而且可能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性发展。

一、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发展及其局限性

在马克思那里,所谓“历史认识模式”是指,在科学的历史观层面上的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历史叙事方式,其根本旨趣和核心理念在于:昭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演变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全面把握人类达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那种社会状态的规律和趋势,为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指明道路。这一历史认识模式的根本旨趣和核心理念,渗透于马克思理论学说各个构成部分中。其基本逻辑要义是:先有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才有社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可能性和必然性;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社会主义取代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用任何其他的非社会主义关系取代资本主义,或把前资本主义关系作为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只能导致历史的倒退或腐朽、落后的东西“死灰复燃”。当然,马克思的历史认识模式是发展着的。这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空中的变化,以及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形态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笔者以为,在马克思那里,先后形成了两种相互联系的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以高度发达、成熟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演变发展为内容的历史认识模式形态,是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第一种形态。这一历史认识模式是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唯一的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也是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主导形态。因为它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普遍的两个基本规定,即: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内尚有发展余地的时候,这一社会形态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之所以能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就在于后者自发地给前者提供了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既包括物质方面的基础,也包括广义的文化方面的基础),而前者则能够在批判性地继承后者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础上实现对其局限性的克服和超越。这一历史认识模式形态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得到了精准、成熟的表述。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这一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不仅体现在马克思相关的理论批判中,而且体现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科学分析的过程中,如:19世纪40年代末,对作为封建专制主义帮凶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关于诅咒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法治等丑陋言行,作了辛辣讽刺和尖锐批判;1850年,在总结法兰西阶级斗争经验的过程中强调,“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①19世纪60年代末,明确否定了以赫尔岑等人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所主张的从俄国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等等。

然而,在马克思上述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中也潜藏着一个需要修补的“漏洞”:由于没有把主要基于“西欧经验”揭示出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间的区别及联系,在方法论上加以概括,就有可能使一些人(如查苏利奇所说的那些自称为马克思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把“特殊”等同于“普遍”,并用以剪裁世界各国发展过程。进而言之,虽然在马克思这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中也包含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但这种“普遍”在表述形式上却隐含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即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由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具体过程)中。②这也说明,尚未对“特殊”与“普遍”加以方法论上明确区分的“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还不能直接用于解释某些东方落后的非资本主义类型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和发展以及其道路问题。③而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相关思想的肯定性关注,④《资本论》第1卷在俄国出版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以及对俄国自由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就资本主义、农村公社与俄国未来命运关系所提出问题的深入思考,便成为形成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第二种形态的重要契机。这种契机总的世界历史背景是: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社会主义运动有了新的发展特点;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种内外因的作用下在东方的一些国家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时候,其弊病与陈腐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纠缠在一起而给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从而激起了种种反对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浪潮。这使马克思明确认识到,“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诠释,是以“西欧经验”为基础的,而对这种以“西欧经验”为基础的诠释所包含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与普遍,必须在方法论上加以区分。

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第二个形态的主要内容是:包括农村公社在内的整个俄国具有与西欧国家不同的特点,故其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有可能不必经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各个阶段,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从而最终“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⑤笔者以为,在马克思那里,“第二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的功能就在于,在方法论上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区分开来,其主要表现是:在没有忽略“普遍”的同时(见下文),强调了具有不同于西欧国家特点的俄国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性(虽然这种“特殊性”还是以一种可能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从而在方法论上避免了把西欧社会发展道路泛化为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可能。可以认为,“第二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的形成,不仅标示着马克思在思维方式、话语系统以及社会发展道路意义上对“西方中心主义”彻底批判和超越的完成,⑥而且标示着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丰富和拓展。这主要直接体现在《资本论》法文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及《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的序言中。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上述两种形态在逻辑上又是紧密相联的。一方面,“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是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主导形态,其主要根据在于:只有在逻辑上首先科学考察西欧社会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才可能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全面昭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演变规律。此其一。其二,大部分尚未解体的俄国农村公社是否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从而整个俄国是否能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而对这种历史环境的预设离不开“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按马克思的说法,这种历史环境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整个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还远落后于西欧各国)、“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这是最核心和最基础的构成要素⑦)、“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率先取得胜利”、“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西欧先进国家的引导和帮助,等等。毫无疑问,在马克思那里,没有“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这些主要构成要素是预设不出来的。换言之,马克思是通过为大部分尚未解体的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历史环境预设,来彰显包含在“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的。另一方面,“第二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又是“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的逻辑补充和延伸。它不仅对“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所诠释的关于西欧社会独有的发展模式(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加以科学规定,⑧而且通过这种发展模式的结果对当时的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社会影响的考察,在预设的“历史环境”中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推及到俄国,并在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和整个俄国未来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分析中,诠释了“普遍”与“特殊”间的区别及联系问题,即:西欧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并非是世界上所有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但作为民族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一定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这种丰富和拓展,无疑在方法论上为某些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国家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⑨

笔者以为,正确全面地把握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两种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启示意义就在于,社会主义只能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而不可能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产生:对于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来说,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对于某些非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来说,社会主义是在汲取或“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因为,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不属于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前资本主义的腐朽和落后因素仍然大量存在,故必然存在着汲取或“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以铲除前资本主义的腐朽和落后的因素以及对其影响的问题。进而言之,对这些国家来说,只有通过汲取或“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才能铲除前资本主义的腐朽和落后的因素以及影响,别无他途,否则就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一个基本规定。如果非资本主义类型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这一基本规定,就会出现一种逆向运动的倾向,即向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倒退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是:把许多前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的东西视为社会主义,并用来反对资本主义。20世纪初期以来,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如果把资本主义作为消灭对象,其结果就一定是前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因素的“借尸还魂”。

当然,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其主要表现有二。

一是,在文字表述上,马克思只是明确地将“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严格限制在“西欧各国”,而没有结合俄国社会发展的状况,将“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所包含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在方法论上进一步提炼出来;⑩“第二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也没有对俄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和普遍间的区别和联系加以进一步的集中阐述。(11)抑或说,这一历史认识模式形态更多强调的是,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以及整个俄国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可能,而没有把这种“可能”中所蕴含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间的区别及联系加以进一步的集中阐释。这样就很容易给后人造成两种错觉:似乎社会主义既可以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而来,也可以从非资本主义发展而来,而这完全是由不同民族国家的特点和所谓历史环境决定的;似乎资本主义发展仅与西欧国家有必然性联系,而非西欧国家则有可能走一条与资本主义无关的社会发展道路,并通过这一道路最终“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虽然以上这两种错觉只是源于马克思相关思想的“文字表述”,而不是马克思相关思想的内在逻辑,但毕竟说明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

二是,“第二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为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所预设的“历史环境”没有出现。这当然不能苛求于马克思。马克思想用“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等,来弥补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方面的“先天不足”,从而实现其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的“对接”。但是,在“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历史环境方面,除去“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这一要素外,其他构成“历史环境”的要素都没有出现。这的确也给后人留下了“遐想”的空间。

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发展的上述特征,使后人难以把握其复杂性,因为:其一,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那种把西欧社会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过程绝对化观点的过程中,来明确阐释“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所包含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特殊的,这就使得后人往往忽略了他在“第二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中,是通过对“历史环境”构成要素的预设,来认定“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的;其二,在“第二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中,马克思是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和整个俄国未来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分析,来阐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间的区别及联系的。也正因为如此,后人很容易倾向纠缠于马克思词语上的“两种可能性的分析”,(12)而往往看不到在“两种可能性的分析”中他对“普遍和特殊间的区别及联系”的把握。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中,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所蕴含的“普遍”与“特殊”的联结就有被分离进而割裂的可能(这种“被分离进而割裂”直接意味着既没有认识“普遍”与“特殊”的联系,也没有认识“普遍”与“特殊”的区别),即分别从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中引申出两个独立的又相互否定的论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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