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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世界革命预言与现实反差原因初探

2016-12-25中国社会科学网张奎良

作者简介:张奎良(1937- ),男,辽宁新民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哈尔滨 150080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一件著名的公案,至今仍使人难以释怀:马克思曾经多次预言世界革命的发生,但最后几乎全未应验。这件事使反动派兴高采烈,妄言马克思主义的“失效”和“破产”,马克思主义营垒内部也要求给予这个事实科学、合理的解释,以消除人们的疑惑和不安。虽然现在世界已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但是人民要革命、世界要进步、历史要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变,共产主义作为进步人类的崇高理想仍是当今世界不可遏止的潮流。当此世界革命的音频趋于式微之际,我们静下心来,探索马克思世界革命预言不爽的原因,从中吸取教益,未尝不是件好事。

一、马克思的革命品格和对世界革命的强烈追求

马克思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但是他从学生时代就立下革命志向,要为“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1],即“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2]。但要建立新世界首先就要揭露旧世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理论批判和物质的实践批判相统一,是马克思革命观的最大特点。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集思想家与革命家于一身,兼赋两种难得的品格。但是,比较起来,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3]。这是对马克思一生的思想、事业和生活的精辟概括。正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马克思才亲自参加和指导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并在革命失败后,退回书房,总结革命经验教训,为未来的革命制定正确的理论和策略。在他的一生中,革命是他一贯倾斜的重心,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不过是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的观念写照而已。所以恩格斯一再肯定和褒扬马克思的革命家本色,说马克思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的确是一个革命者。为雇佣工人阶级摆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制度的桎梏而斗争,这是他真正的爱好,从来还没有过一个像他那样积极的战士”[4]373。

马克思作为革命家对革命总是充满信心,坚信革命必将战胜陈腐,世界革命的高潮一定到来。1847年的经济危机导致1848年革命的爆发,马克思确信这次革命必将引起新的经济危机,并直接引发新的世界革命。但是形势的发展未如马克思所料,新的经济危机不仅没有发生,反而从1849年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经济普遍繁荣的局面。马克思及时洞察了欧洲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并对自己先前的革命预言作出反思和交待。他说:“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5]513-514他坚信:“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5]513-514

马克思多年来一直把自己的革命希望和热情倾注于西方,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工业发达的先进国家里才能取得胜利。因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创造革命的条件,“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4]677,所以马克思心目中世界革命模式一直是“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6]。马克思不仅从欧洲的经济走向中激发自己的革命灵感,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也引起马克思的无限联想。事实表明,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也没有如马克思所预期发生。1857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首先在美、法两国爆发,随之蔓延整个世界。但是这次经济危机虽然对各国经济冲击相当大,然而时隔不久,各国又都从经济危机中苏醒过来,这次全世界第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依然没有危及资本主义的统治。

面对世界革命预言的一再失灵,不容马克思不对自己先前的革命观作出系统的检省和总结。1859年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7]33但是,革命时代的到来不等于在这个大时代里每天和随时都能发生革命,因为革命最终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制约,只有这种矛盾充分尖锐化,直至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革命才有可能发生。

1873年,美国首先爆发经济危机,并开始向全世界蔓延。这次经济危机点燃了马克思的世界革命新希望。1875年6月18日,他在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中说:“总危机周期的时间在缩短。我一直认为这种时间不是不变的,而是逐渐缩短的,但特别可喜的是,这种时间的缩短正在露出如此明显的迹象,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的不祥之兆。”[8]139作为这个认识的思想回应,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不仅严厉批判了拉萨尔派回避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机会主义错误,而且把革命胜利作为现实前提,深刻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经历过渡时期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发展两个阶段的原理。此时马克思的心仍然紧紧系于无产阶级革命和革命胜利后的现实前景,这本书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思想遗产。

但是,1873年的经济危机全面地扩展至西欧特别是英国之后,出现了一些超越以往经济危机常规的现象,令马克思颇费踌躇。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曾经谈到英国的这次经济危机“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8]345。翌年在致丹尼尔逊的另一封信中又说:“目前的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和强烈程度来说,是英国以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但是,这一次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有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一些地方银行的破产,却没有英国过去历次大规模周期性危机的通常结局——伦敦的金融破产。”[8]438-439马克思意识到,虽然这种局面“是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引起的”[8]438-439,怎样摆脱这种局面也“很难预见”,但有一点马克思已经逐渐看清:这次经济危机经历几年的演变,现在已不可能像他原来预料的那样危及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它还会“像以前的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出现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8]438-439。1881年,也就是马克思逝世的前两年,他终于省悟到,他终生不懈追求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他生命的余年已不可能发生。同年4月29日,马克思在给大女儿燕妮祝贺顺利分娩的信中说,革命是以后的事情,新生的一代将“面临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期。糟糕的是现在人‘老’了,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9]。这样,马克思一生对世界革命的殷切希望和热烈追求,终于未能化为现实,他带着一丝浅淡的遗憾和惋惜以及对明天的热烈期望,走完了人生的最后里程。

二、马克思世界革命预言的理论与实践的错位

马克思认为,世界革命的根源是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世界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状况就成为马克思判断世界革命形势的根据。《共产党宣言》就已经宣布“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10]278,“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0]284。在马克思看来,19世纪中叶以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将资本主义送上历史的审判台,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具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只要现实条件具备,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正是出于对经济形势的这种基本估量,马克思才从1847年经济危机开始,多次预言世界革命的发生。

可是,世界革命本质上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现实运动,是千百万革命群众创造历史和新生活的伟大实践,这种实践虽然植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但是,一个是经济领域的终极原因,一个是政治领域的行动结果,二者并不能用因果关系简单地连接起来。实际上,对马克思来说,《共产党宣言》之后,资本主义狭窄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社会化大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已经固化为世界革命的理论根据和出发点。马克思总是把这个理论当作一极,是世界革命的深厚根源,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具体状况当作另一极,比如发生经济危机,就认为在社会革命到来的大时代里,世界革命就应作为无产阶级的实践行动而发生了。马克思在这里仍然是在理论范围内,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状况中演绎出世界革命的发生,而对作为世界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及其实践本身并无任何涉及。这就脱离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单纯在理论范围内解说世界革命的发生。理论和实践是双向的互动关系,包括两个认识上的飞跃:从生活实践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认识,是第一个飞跃:从思想理论再回生活实践,从而“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7]184,是认识的第二个飞跃。第二个飞跃不仅检验思想理论的可靠性,而且囊括了从抽象到具体过程中更多的实践环节,使认识更加具有全面性和真理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世界革命的根据,是抽象的理论化的出发点,其本身不具备任何跃向现实革命的实践环节,因而也不可能成为随时发生革命的具体根源。

马克思多次预言世界革命的发生,都不是随意的,成为预言最大的现实根据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在马克思的时代是周期性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最荒唐的表现。在广大的劳动群众缺衣少食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这就生动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在经济危机期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灾难像猛虎扑来,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化。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经济危机导致世界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也是有充分道理的。但是,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也是个双刃剑,一方面,破坏生产力,阻碍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是科技革命和产品换代更新的契机,1857年的经济危机就促进了蒸汽产品向电气产品的转换,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更大的发展。所以,单纯的经济危机对世界革命来说,也是抽象的理论根据,经济危机有各种摆脱的出路,并非只有爆发世界革命这一种可能,整个世界历史,迄今还没有由经济危机而引发世界革命的先例。

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及经济危机的视角,预言世界革命的发生,是单纯从理论出发解决实践问题的一个鲜明事例,这种预言由于消解了实践环节,不可能准确有效。就预言的出发点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说,完全正确,但这只是说明这个社会基本矛盾本身的可能导向,而与世界革命爆发这个实践问题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逻辑上,并没有什么现实原因,说明《共产党宣言》以来任何时候,甚至经济危机期间就必然发生世界革命。这是两个问题,它们中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马克思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及经济危机来指谓世界革命的发生,这是抛开实践的理论上的错位。这种耽于理论,满足于从哲学上解决实践问题的风气,正是马克思批判过的德国固有的学风和传统。

马克思说:“正像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是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在先进国家,是同现代国家制度实际分裂,在甚至不存在这种制度的德国,却首先同这种制度哲学反映批判地分裂。”[10]7德国可以说是彻底的理论先行,在英法用经济政治经历的资本主义实践。在德国却在理论和哲学上同时经历了。马克思就曾批判过费尔巴哈,说“他把人只是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10]7,没有能够从实践的角度去看人。他甚至“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10]5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论述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时候,批评圣布鲁诺忽视生活和感性活动,把感性“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10]79,因此,任何历史观都不能只重视理论和哲学,必须对历史的“世俗基础”给以充分的重视。到这里,马克思批评说:“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10]79,他们只在理论上下功夫,在“纯粹精神领域中兜圈子”[10]94,对生活和实践完全外行。

马克思对德国重理论轻实践传统的批评,说明他对理论的功用是非常清醒的,既重视理论批判的作用,深知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又明确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单纯的理论批判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在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量上,不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激化为满足,还要引入经济危机这一物质和实践的要素。这已经是对理论的超越,是向实践的靠拢,只不过还没有开辟实践领域专门考察。所以他对世界革命的预言并未涉及革命本身,实际上是对经济危机后果的前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预言世界革命,还没有进入世界革命的实践领域,他对世界革命的预言更多的是表达了他对未来革命前景的殷切希望和坚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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