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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的精神内核及其生成逻辑

2016-12-19中国社会科学网赵义良

近年来,历史观问题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影响和地位日益凸显,这无疑与其自身的理论价值息息相关,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代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一方面,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思潮复杂多变,其中唯心史观不时沉渣泛起,它们或者片面夸大精神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价值,从而弱化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或者否定历史的客观事实,从而虚无或消解历史的本来面目。从哲学的高度对唯心史观的理论实质进行剖析,指出其局限所在,进而正本清源,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时代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一使命,推动并引领社会思潮向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推进对唯物史观精神内涵的研究,目前需要深入挖掘和探索的两个关键问题是: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框架中的精神内核如何把握?其发展演进的逻辑轨迹如何?本文的主旨就是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具体论述。

一、在“历史具体”的深处追寻唯物史观的精神内核

经典唯物史观虽然被基础性地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但其精神实质则呈现在马克思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现实发展的本质规定即“历史具体”的深处。所谓历史具体,最为简要的界定,就是指它蕴含着两个基本特性:具体性和历史性。这里的具体性,既不是简单杂乱的经验材料,也不是抽象同一的普遍性,而是蕴含着普遍性的具体性,或者说是多样性的统一。相对于经验材料而言,它具有普遍性;相对于抽象普遍性而言,它又具有具体性。这里的历史性,重视过程性,即强调从过程而不是从结果的视角来把握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同时也重视现实性,即强调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不是精神的、观念的历史,而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现实的客观历史,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唯心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从总体上看,具体性和历史性不是两个相互独立、各不相干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是唯物史观精神内核内在的两个基本维度,我们只有从这两个维度出发,才能准确和真切地把握唯物史观的精神内核。反之,任何离开这两个维度,或者与这两个维度相悖的做法,都将导致唯物史观精神实质被遮蔽。简而言之,具体性和历史性是唯物史观精神内核“历史具体”的一体两面。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简单范畴和具体范畴的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②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离开了具体性和历史性,对人类历史的任何抽象考察都“没有任何价值”。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不仅仅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恰恰是一定时空联结中的社会存在决定一定的社会意识!这才是马克思在历史观念领域最终超出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地方。”③这里其实重点强调的就是唯物史观的历史具体性:“我发现,这个‘一定的’规定实际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表述中一个最重要的界定,它的话语内涵就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分析原则和本质规定。”④列宁也强调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⑤由此可见,历史性和具体性原则性地构成了唯物史观的核心特质。

(一)唯心史观:基本特征及其本质

唯物史观的历史具体性,实则是在变革以理性为中心的唯心史观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其典型代表。黑格尔将考察历史的方法区分为三种,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他推崇的是哲学的历史。在他看来,所谓哲学的历史,就是用理性这个唯一的原则来考察历史。“‘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它既然是它自己的生存的惟一基础和它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的目标,同时它又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有力的权力,它把这个目标不但展开在‘自然宇宙’的现象中,而且也展开在‘精神宇宙’世界历史的现象中”。⑥因而,在黑格尔那里,理性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它以“概念”或“范畴”的形式,运用从“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的辩证方法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行纯概念的逻辑推演。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哲学的历史考察方法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唯心论历史观的特点。其一,历史是普遍的,因为理性最大的特点是普遍性。例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意谓”部分所举的“这一个”的例子,这一个桌子、这一个椅子等都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不符合理性。只有“这一个”,不区分对象,没有时空限制,才是普遍性的。普遍性需要借助于思维的抽象才能把握。唯心论历史观通常将对历史普遍性的认识论把握等同于对历史本身的把握,从而停留于思想领域,就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特点的描述:“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⑦其二,历史中的特殊性仅仅是现象,只是其理性逻辑推演的一个外在环节。“对于这个在本身为本身的、普遍的、实体的东西——其他一切万有皆居于从属的地位,供它的驱策,做它的工具”。⑧例如,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即使像凯撒这样的英雄,理性委以他的重任一旦完成,他就犹如脱却果实的空壳,不再有价值。由这两个特点,我们不难看出,传统唯心论历史观以普遍性取代特殊性,以观念取代现实,以绝对取代有限,最终体现为唯心史观的第三个特点,即历史只是理性自我展开的历史,而不是人类社会及其现实发展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指出的:“黑格尔是在经验的、公开的历史内部让思辨的、隐秘的历史发生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精神的历史,因而也就变成了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⑨

唯物史观以在“历史具体”中呈现的精神内核,最终颠覆了传统唯心史观的上述逻辑。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发展表现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体现了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并不排斥具体特殊性,恩格斯的“合力论”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普遍性离不开无数特殊性,普遍性就生成于这些具体特殊性的交织与较量之中。譬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的前提。现实的个人不是遗世独立的原子式个体,他们是处于特定时空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着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有生命的个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

(二)历史具体:概念辨析与实践逻辑

唯物史观要实现历史具体,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而且实际上也是唯物史观自身发展的实践要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马克思的时代,比较有影响的方法是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思维抽象,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但马克思却对之不以为然。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才是科学的方法,他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⑩然而,这仅仅是科学上叙述的初始工作,假如就此止步,那么它所达到的抽象也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以“生产一般”为例进行了分析:一方面,他指出“生产一般”作为从生产中提炼出的共同点,作为抽象是合理的。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合理的抽象,它的内部也存在差异,有些抽象是贯穿人类历史中的,有些则是仅仅适用于几个时代,不具有贯通性。而且,之所以要将生产的种种规定抽象出来,其目的在于“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11)抽象的目的在于体现出差异性,对于生产,这种差异性与特定历史阶段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有关。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对思维抽象和思维具体的内涵做一基本界定。所谓思维抽象,是指用概念的方式,将最简单的规定性从感性具体,即“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中剥离出来,从而达到抽象规定,这种抽象规定“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12)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抽象阶段,最终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认为人类的历史必然是绝对精神不断跃迁过程,由此所提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只能是抽象的。马克思对之作出判断,“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13)要达到更进一步的科学认识,必须从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在多种规定性中,体现出被抽象出来的规定性的多样性。这里所谓的思维具体,是指将在思维抽象阶段被忽略的带有特殊规定性的存在要素纳入到思考范围中来,恢复作为多样统一的具体性,从而实现对事物多方面,多层级矛盾的整体性把握。“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14)如果说思维抽象是一个透过外在表象或现象,认识和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过程,其结果是形成一些比较抽象的“简单概念”,那么思维具体就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自身的展开方式和实现形式,其结果就是形成一些“具体概念”。

从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实现了从单一规定性到“多样性的统一”的跃迁,因此,事物变得越来越“厚实”和“丰富”,从而越来越接近于其表象和实在,这就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如果仅仅停留于思维抽象阶段,那么社会历史之谜只会隐蔽在思辨的云雾之中。毕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旨趣是在现实中改变世界,而不是在理性中解释世界。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5)“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6)因此,实现历史具体,是唯物史观的内在必然要求。进而言之,能否实现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的飞跃,是决定唯物史观是否真正超越唯心史观,并成为科学理论的标志。在此,我们有必要聆听马克思的精辟论述:“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7)黑格尔正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分界线处,未能再进一步,而是反身跌进了概念的深渊,把“世界精神”当成了历史的真正主体。马克思则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通过对思维具体的把握与批判实现了历史具体,从而跨越了思辨的深渊,打开了一条通往社会现实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入口处,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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