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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历史本质思想的深度解读

2016-12-06中国社会科学网戴圣鹏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而要正确地把握与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就必须从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入手。从而在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理解与分析中,科学地认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精髓,正确地把握社会历史的本质。

哲学作为一种关于世界观的系统理论,其研究的对象必然包括存在的世界以及它的本质。因此,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它又是怎样存在与运行的,这必然成为每一个哲学家需要面对与阐述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也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无法避开的主题。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它们所关心与研究的根本性问题是一样的,其分析与研究的主题是一致的,即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只是二者在对世界本质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精神世界只不过是物质世界所决定、所派生的产物;唯心主义则与唯物主义哲学相反,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意识的、精神的,人所面对的物质世界只不过是人的精神、意识的产物或是某种独立于人的绝对精神的产物,是人的精神世界或绝对精神的外化、异化、对象化或现实化的结果。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关系的不同认识与理解,造成了二者哲学观点的对立与分歧,并形成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但无论是唯物主义哲学家,还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们意识中的世界与单纯自然科学家眼里的世界有着实质的不同,因为在哲学家的思维中,世界并不是一个宇宙论意义上的宇宙世界或单纯的自然世界,而是人们所面对的“感性世界”,是一个与人发生关系的“世界”。这个“感性世界”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对象、现实、感性”。[1]不同的哲学家对对象、现实、感性的不同把握与理解,才造成了哲学内部思想的对立与冲突,并形成不同的哲学学派。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对世界与世界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即对感性世界的认识与理解,既与自然科学家的认识有着本质的区别,又与其他一切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对世界的认识与把握有着根本的不同。自然科学家是从物理或化学的层面来认识世界,认为世界是由物理元素或化学分子所构成的。而“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是从纯客体、纯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唯心主义则是从纯主体的角度,纯抽象地认识“对象、现实、感性”。但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的理解与把握,都没有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中去认识与阐释。深层的原因在于旧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他们不知道,“对象、现实、感性”或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3]因此,它不可能是人的精神、意识、观念的产物,更不可能是某种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精神实体的产物。而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思维理路中,人所面对与所要把握的“世界”,就是人的感性世界,即与人发生关系的世界,是人作用过或正在作用的世界。它并不包括先于人存在的世界或在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世界。人诞生以前的世界,不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所能溯及的,在人的实践活动之外存在的世界也同样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所不能探及的。因此“那些在人之前或在人之外的纯粹的宇宙论意义上的世界,虽然是人类产生与存在的基础与前提,始终保持着相对于人来说的‘优先地位’,但由于它们并未与现实的人存在发生现实性的关系,具体地说不发生价值与意义的关系,因而它们在本质上相对于人来说是一种‘无’。所谓‘无’不是说它不存在,而是说它对人的现实生活‘无’现实的价值与意义。”[4]马克思对过去一切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批判,向我们明示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新世界观与新思想:即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对象、现实、感性”,也就是感性世界,而对感性世界的现实把握与认识,只有在人的感性活动或实践中,只有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中,才能得到真实而科学的认识与理解。

当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维度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感性世界”或“对象、现实、感性”上时,人类社会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会进入到其哲学研究的视野之内,成为其考察、把握与认识的对象。因为,“对象、现实、感性”即我们所面对的感性世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类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必然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的产物。因此,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看来,感性世界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的社会历史,而理解与把握感性世界,就是在理解与把握人的社会历史活动,就是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在认识人的本质以及历史的本质。因此,作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必然包含其社会历史观,马克思新的世界观的实质就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对感性世界的把握,事实上就是对社会历史的把握。可见,“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所实现的革命性的变革与创新,并不仅仅在于为人们研究与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了一个科学有效的认识工具,更为重要的是在于对历史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给予了一种全新的理解,从而为人们把握与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5]

历史的本质问题是一个关于历史的形而上学问题,因此,它是一个哲学问题。要想知道历史的本质是什么,就必须知道什么是历史。在哲学家的视野中,“历史”是有它的特指意义的,指的是人类的社会历史,而不是某种在人之前或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宇宙史或纯粹的自然史。既然历史指的是人类的社会历史,是自人类诞生以来的历史,那么哲学家们又是如何认识与把握历史的呢?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6]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历史只不过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外化历史。既然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外化史,那历史的本质就必然是人的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活动,也即人的自我意识活动或人的精神活动。对此我们有一个疑惑:是什么原因使得像黑格尔这一类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会把人类的历史看做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史或思想史?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他们看来,哲学研究的对象:对象、现实、感性,也即感性世界,只不过是人的精神、意识或观念的产物,是人的精神、意识、观念的外化、异化、对象化。对象、现实、感性或感性世界,相对于人的精神、意识、观念而言,是第二性的,是由第一性的精神、意识、观念所产生的,是由它们所决定的。因此,人类的历史,只不过是人类的思想、观念、精神、意识的外化史,而人类历史的本质,就是人的精神活动、意识活动或思想活动。但人的思想、观念、意识、精神又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是否是人的存在的基础与方式,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没有科学地向人们解释。这是因为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在对历史本质的理解上,哲学史上形成了两大对立的观点,即唯心主义历史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对立状况的产生以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为标志。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诞生以前的所有哲学学派,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对历史与历史本质的理解与把握都是从唯心的角度去理解的,都是唯心主义历史观。旧唯物主义哲学家虽然在自然领域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旦转入社会历史领域,则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放弃自身的唯物主义立场,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因此,他们也是持唯心主义历史观。而在社会历史领域,真正把唯物主义思想贯彻始终的只有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因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是从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中,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中去把握与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的。因此,其对社会历史的理解是赋予实践的理解,而不是赋予唯心的理解。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就在于“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7]

对于历史的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又是如何把握与认识的?在分析这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当前国内学术界又是如何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野中来把握与认识历史的本质的。当前学术界,在对历史本质的把握与认识上,有一种观点占据主流,即认为历史的本质就是人的实践或实践活动。学者们之所以会得出实践是历史的本质的这样一个结论,是因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这样一个经典论断,这个论断就是:“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8]以这个经典论断为依据,得出历史的本质是实践的,似乎合情合理,顺理成章,但事实上这个推论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全部社会生活能否等同于人类历史;其二就是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否就意味着人类历史的本质就是实践的。只有论证好了这两个问题,才能证明人类历史的本质能否等同于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全部社会生活能否等同于人类历史。如果能够等同,那就意味人类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史,人类的生活史就是人类的社会历史。而事实上我们知道,人类历史应该是比人类的生活史更宽广的历史,因为它不仅包括人类的生活史,还包括人类的生产史,虽然二者在内容上有重合,但性质上却有所不同,生活与生产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如人类的休息活动、娱乐活动,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但这类活动并不是直接意义上的人的生产活动,虽然它有利于人的生产活动。因此,人类的生活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人类历史,人类历史是一个比人类生活史更大的范畴。既然人类的生活史不能完全等同于人类历史,那就意味着人类生活史的本质不能等同于人类历史的本质。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知道,人是怎样生活的,取决于人是怎样生产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人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与之相对应。“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的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9]因此,对于人的社会生活而言,它在本质上必然是实践的,因为生活本身就是由生产所决定。但我们不能盲目地就此推论出社会历史的本质也是实践的。因为这种推论没有仔细区分社会生活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也没有对实践本身有一个更深入更具体的认识。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劳动学说的批判中指出过:“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10]对于劳动而言,它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而像劳动、生产、实践,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它们的内涵是一样的。因此,劳动有积极的方面与消极的方面,那生产与实践也同样有积极的方面与消极的方面。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论述道:“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1]从这个论断以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劳动学说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实践从性质上可以界分为革命的实践与非革命的实践,或者说是变革的实践与非变革的实践(恩格斯在《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中表述为“变革的实践”)。既然实践可以界分为革命的实践与非革命的实践,那对于历史的本质而言,非革命的实践是否也可以构成历史的本质呢?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我们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令人信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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