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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困境

2016-12-07中国社会科学网董新春

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已走过近百年历程。在经历了高涨的革命热情、深刻的社会批判及广泛的文化反思之后,当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陷入一种看似百花齐放、实则深度迷惘的窘境。霍布斯鲍姆回顾20世纪的左派历程后无奈地说:“我们确实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方。”[1](P18)“最具批判意识的先锋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也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的民主倾向性和潜在的革命性”如何转化为现实的问题而苦恼。[2](P8)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居功至伟的佩里·安德森甚至因“除资本主义外,别无他路”的感慨而被批评为一种“看起来很奇怪的保守主义”[3]。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迷惘与失落是其逻辑发展的必然。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误读是其陷于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体论窠臼并最终陷于困境的决定性因素。

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双重批判理论

资本主义双重批判理论是指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批判中蕴藏的经济与文化、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主体性的双重线索、两种批判。它既是马克思对长期困扰自由主义者的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关系问题的回答,又是对蔓延于整个西方文化的“神”与人、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主体性之间复杂关系的考察。初看,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也同样存在上述矛盾和紧张,然而,当人们立足历史和整体审视其思想发展之时就会发现,在马克思那里看似对立的两种批判实质上却是相得益彰、相互支撑、不可或缺的关系,它们共同支撑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大厦。

马克思的一生是批判和超越自由主义的一生,双重批判理论就产生于这一过程之中。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自由意志论,它坚持个人自由至上原则、将个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视为人之根本。[4](P229)然而,马克思在自由主义者为世人鼓吹的“自由幻影”中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这就是,尽管资产阶级用一个个政策措施维护现有制度这一“事实”、自由主义者用一部部鸿篇巨制论证个人自由至上这一“价值”,但对大多数非有产者而言,这种自由不过是看得见摸不着的水中月、镜中花。资产阶级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一唱一和启发了青年马克思。从1844年起他踏上了从事实与价值双重视角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判之路,并且随着他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双重批判也日臻成熟与完善。

早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不屑与“下流唯物主义”为伍的马克思就遇上一个有关“物质利益”的难题。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隶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但一向关注人民疾苦的马克思第一次拿起了自由主义武器,以自然法为工具,为贫苦农民拣拾树枝的行为辩护。他受教于黑格尔的逻辑论证不可谓不严谨,但面对严酷的现实却始终显得苍白无力,这不仅使他对原本信奉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产生深深的怀疑,而且对运用政治法权思想批判改造现实的可能性打了个大大的问号,“物质利益”问题成为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谜。在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未来哲学原理》、青年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及赫斯的货币异化思想的引领下,马克思发生了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向人本学唯物主义,从空洞的政治法权批判向现实的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转变,其直接理论成果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经典著作中,马克思以经济自由主义、即国民经济学为切入点和批判主体,以政治和文化自由主义批判为外延,对自由主义做了一次总体性批判。

与国民经济学“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不同,马克思发现了一个隐藏在客观事实背后“应该”的视角,由此生发出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线索。自然界原本是人的劳动的对象化,人在生产劳动产品同时也改变自然,使之造福人类,但在现代工业生产中,作为劳动产品集合的人化自然却发生反叛。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不属于他、“异己”于他的对象世界就越庞大。这显然是一种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而其背后又隐藏着一种人与其劳动行为的异化:劳动原本是人在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中将其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是人自由发挥体力和智力、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但在现代工业生产中,工人从事的却是一种被动的、强制性的劳动,这种劳动越多,工人就越觉得自己不成其为人。作为“类”原本具有的“自由自觉”的本性被工人用来“自由地”地变卖自己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5](P57)于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自身随之发生普遍对立与异化:自由平等变成强制与奴役,自由自觉的人变成了“非人”,物质财富的增值带来的却是人的世界的贬值。

这就是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后半部分阐述的异化劳动思想,也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奉为宝典的重要理论。的确,与自由主义经济学肯定资本主义“事实”的思路相比,马克思异化批判逻辑的出现大大推进了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批判的深度和广度,有利于人们从“事实”和“表象”出发深入到“异化”本质的揭示。在20世纪消费社会到来之时它更帮助人们看清资产阶级通过消费主义维护其统治的企图,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武器。然而,由于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毕竟是一种从抽象的“类本质”或“应该”出发、以价值悬设为特点的哲学批判,因而这一思路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只能带来对资本主义的伦理义愤和外在批判而难以抓住资本主义的要害,形成对它的有效打击。马克思对此是有所觉察的,因此在第二、三笔记本中,他在论及现代工业生产和以往封建地产之间关系之时萌发了一种新的历史的及现实的维度:自由主义者肯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美好与永恒,而马克思看到的却是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作为其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也不过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为资本家发财致富而鼓吹的理论,它必将被以真正的自由平等为目标的共产主义所取代。

这样,在人本主义异化批判的顶点,在解决异化劳动的尝试中,资本主义现实批判维度在马克思的头脑中自然生发出来。然而,由于此时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才刚刚起步,因此始终难以回答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产生的现实根源及如何推翻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关系等问题。1848年革命失败后,为了帮助工人阶级树立推翻资本主义的信心,马克思投入到客观经济学研究中,“异化”这一带有抽象人本主义特点的范畴与他此时的研究重心并不匹配因而暂时隐匿起来。但在十年经济学研究之后,当“异化”一词再次出现之时,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察觉到以往尚显轻飘含混的“异化”增添了无比深沉厚重的内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详细论述了他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剩余价值理论,而且用了整整一章100多页的篇幅大量引用当时报纸杂志关于工人生活状况的文章和调查报告,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工资待遇低下等等事实。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说,十年经济学研究并不是对以往异化逻辑的否定而是对它的补充、深化和发展。或者说,在《资本论》中,虽然马克思对“异化”一词的使用频率仍然不高,但它实际上已经羽化为整个《资本论》的“魂”,渗透于其经济学研究的字里行间。当他批判资本拜物教同时批判自由主义者关于自由平等的幻想即思想拜物教之时,当他提出以“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前提”[6](P109)的个人联合体思想之时,原本尚显分离的现实批判逻辑和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彻底融为一体:后者为前者提供价值导向和精神引领,前者为后者提供现实依据和解决路径,二者相互支撑、互为补充,共同搭建起“科学社会主义”的大厦。这是一种将经济学和哲学、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资本拜物教与思想拜物教、客观性与主体性有机融合的批判,目的就是通过经济异化事实的揭露打破自由主义苦心经营的自由平等的话语霸权,从而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向新社会形态的过渡。

需要补充的是,由于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面对的是如何扩大生产的问题,普通个人的主体意识尚未真正觉醒,因而虽然马克思搭建了资本主义双重批判理论的框架,但对一些细节问题尚缺乏研究,尤其是对思想拜物教及其消极影响的关注严重不足。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调整,这一隐患首先在第二国际关于科学与伦理的争论中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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