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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

2013-04-07《哲学动态》叶红云

  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思想主张,是在延续马克思主义思想渊源的基础上,对时代精神的彰显,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学的理论遗产,是我们今天建设人学之所以可能的首要和基本的理论条件[1]。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全面、准确地理解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实践中更好地推进以人为本的理论要求。近年来,学术界对我国二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进行了审慎地总结和清理,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新范式、新视角和新路径,以期直面我国人学研究范式转换带来的巨大挑战。既有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研究主要是从意识哲学的层面,着重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梳理和阐发。而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就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把马克思对人的考察与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考察结合起来。通过对国家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资本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人的发展与公民社会构建的关系等问题的深入阐发,积极推进当代国人的现代化研究。
  
  国内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学研究,学界一般认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思潮,既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人道主义复苏的产物,也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家历史发展,尤其是对其中的失误深刻反省的结果。这一思潮在产生伊始,就密切关注当代国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要求。在“人性、异化、人道主义”,“人的主体性”和“人的现代化”等研究主题的转换中,就人学的研究对象、人学与哲学的关系、人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阶段、人的存在状态、人文精神等问题在宏观层面进行了广泛而有益地探讨。尤其在90年代前后,出现了一个人学研究的高潮,形成了一大批很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人学的兴起与兴盛对构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为当代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探索。
  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主题一直处在一种不断的变动状态。很难去苛求这种变化的自洽和自成体系,因为人学研究主题的嬗变不是思想逻辑的演进,而是时代变化、时代精神的反映和折射,是哲学研究者对时代问题的一种形上解答。正如有学者指出,“回溯马克思主义人学发展史,其主题的转变无一不是当代时代主题的理论反映。……真正的发展和进步必须把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价值、体制结构等极其重要的关系和因素包含在内,也就是说,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技术、政治、文化和人的综合发展。尤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的发展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居于中心的地位。”[2]
  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主题嬗变的背后,同样折射出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危机。一方面是研究范式的僵化导致的人学研究的宏大叙事。衣俊卿教授指出,“从哲学范式的视角来看,我们的人学研究目前基本停留在传统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层面上。”虽然这种思辨哲学体系是为马克思所深恶痛绝的,但囿于历史的原因,时至今日却仍在深刻的影响着当下的理论研究。“在这种哲学范式的支配下,我们关于人的研究以及关于实践、交往、文化、生活世界的研究都习以为常地停留在非常宏大和一般的理论描述层面上。”[3]另一方面则是研究成果的“抽象化”。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存在总是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复杂的历史境遇紧密融合的,具有鲜明的社会和历史内涵。因而,即使对于人的精神、意识、价值和主体性等等抽象范畴的强调,也是有其具体的、历史的丰富内涵的。如果对上述抽象范畴做简单的“抽象化”研究,其结果便多是“一些永远正确、普遍适用,而又可有可无的理论指导或理论呼吁”。
  如果说,既有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研究陷入了理论哲学的“抽象化”误区,构建新的人学体系需要回归真正的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那么,前提之一就是,我们在分析和阐述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时,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实践哲学维度和文化哲学维度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说,“人学研究需要在过去的基础上,走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地面对人的历史性生存”,[5]那么,也正是因为我们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时,忽视了对人的历史性的考察。正是已有研究范式的相对固化,研究视域的相对局限,使得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一般原理的概述之后,难以推进、难有作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研究,亟需探索和梳理出有着自己明确的问题意识、鲜明的思想进程、独特历史关怀的思想脉络和发展路径。

  
  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只要它还把某几个论点奉为自己的最终结论,只要它还在提供“莫里逊氏丸”,它就是尚不完备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空泛的结论,而是得出结论的过程。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那是就已经知道了。结论若本身固定不变,若不能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就比无用更糟。[6]
  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原初呈现,既不是把现有研究成果无批判的全部接受,也不是对现有成果的全盘否定,而是要立足现有研究路径的前提性反思和追问。马克思本人究竟是在何种视域开始其对人的问题的考察的?这种考察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展开推进的?这是我们应予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部分学者针对从欧洲哲学史视域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局限,提出了新的解释路径。这种新的解释路径突出体现在对唯物史观形成的认知上。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发现和论证都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完成的,离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无法说清楚的,也就有可能返回到欧洲传统哲学史的视角中去,把马克思还原成一位传统的哲学家,无法突显其变革世界的哲学主张。张异宾教授指出应从文本学方法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必须回到马克思的经济学语境中,考察其哲学思想的创造。他所提出的“回到马克思”所确立的新型解读视角,就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去重新探索他的哲学话语。[7]据此,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尽管张一兵的研究过分拘泥于文本解释学的技术层面,但这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学者长期忽略的一个重要领域的不足。遗憾的是,读者只注意到了‘回到马克思’这一正题,并引发或演绎了持久的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原初性与当代性的争论,却忽视了该书副标题所揭示的重要主题: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语境几乎没有引起马哲界的关注和研究兴趣。这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这一状况与长期离开经济学语境来看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或从根本上疏离于马克思的学术传统是相一致的。”[8]对于这一缺失的严重性,王浩斌教授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的缺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生产”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表明中国学界的“问题式”还处于传统哲学思辨的轨道上,没有真正地走向社会历史实践。[9]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两年的学术讨论中,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必须结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重新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构架,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10]如果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视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的话,那么,这种转向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启示就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需要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需要重视其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人学需要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探寻其思想之源。这种研究的转向决不是随风跟进,硬拉关系,而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在不同领域的同步,这就需要我们立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文本,深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脉络,在积极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研究,充实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当代成果。
  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理论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然而,黑格尔的社会和经济范畴都是哲学概念,即使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也不是哲学著作,它们表述的是哲学的否定,尽管它们是用哲学语言表达的。”[11]虽然马尔库塞的论断有其片面性,但其论断也启发我们,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哲学和经济学范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深入的思想关联。我们对马克思人学命题的考察,是不能仅仅从抽象的意识哲学层面进行的,只有深入到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深入到概念背后的思想逻辑,才能深刻把握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本质内容和深刻内涵。
  关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的考察的问题意识,学界已经展开了广泛讨论。认为其主要起源于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底层民众所遭遇的政治法律问题。作为现实的人,生活于一定的政治体制之下,其自身的权利和发展如何受到保护?在利益纷争的格局中,民众利益与官僚利益之间的合理关系是什么?这样“苦恼的疑问”与当时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性观产生了激烈地冲突,从而激发了马克思的理论探索。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政治经济学也是国家经济学,或者国民经济学,其核心议题是关注国家发展及其财富分配情况。而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是资本的科学,不是人的价值的科学。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国家财富与人的发展,更为确切地说,与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部分人的事业,那这种财富分配的道义何在?当然,马克思的拷问没有局限于人道主义的一时气恼,而是持续展开的科学的探索。政治经济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科学,其前提和根据是否需要展开一种辩证的批判?正是在这种问题的驱动下,马克思开展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点,我们从马克思的手稿和著作中都可以看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原名是《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反面展示。至于《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及其系列手稿就不用赘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政治经济学只见物不见人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否定和灭绝,而是考察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和根据,考察其历史性形成的脉络,揭示其内在的症结。
  正是在对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的追问中,马克思的考察不可避免地进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不应把重点放在经济学内部运行规则上,而是应该放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经济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等问题上。应该把对人的关注置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多重视域来进行审视。而这其中最根本的是经济与政治对人的双重影响。正是这一基本视域使得马克思从根本上把握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的内在矛盾,现代人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冲动与障碍。就主体结构而言,现代人追求自由全面发展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就生活结构而言,存在着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的矛盾;就人的存在身份而言,存在着家庭身份、职业身份、国家公民身份和地区身份的矛盾;就财富分布而言,存在着国富还是民富的问题。
  显然,这些问题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考察。而这些问题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过于注重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一般原理和思想体系的完整,过于重视哲学史的视域,对这些具体而鲜活的问题视而不见,甚至有意遮蔽的话,那么,我们所谓的人学研究就会离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越来越远。当代中国人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发生的激烈变化和深刻变革迫切要求,就会从我们抽象的人学原理中抽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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