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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观的几点认识

2015-12-24中国社会科学网高奇

马克思主义是顺应时代潮流和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理论诉求而产生的,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实际上就开始了其走向人民群众的大众化历程。而大众化的历史从哪里开始,对于大众化的理论反思也会从哪里开始。因为从理论层面研究理论如何彻底说服和掌握群众必然会从实践上推动理论群众化的进程。事实也正是如此,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不仅亲身从事理论宣传、普及传播工作,而且都对普及教育问题进行了研究。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26)自此之后,大众化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发表的论文不计其数,一系列专著相继面世,各类关于大众化的学术讨论和座谈频繁举办。大众化理论研究层面成果丰硕,范围广泛,涉及大众化的内涵、重要性、必要性、价值和意义、机制和路径、方式方法等。葛莉、刘海军曾对2007~2011年间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250篇文献做了梳理,结果发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大众化的理论问题和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大众化的研究热点。[2]近几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热度依然未减,研究趋势朝着多样化、专题化、行业化、当地化、微观化、理论性、跨学科等方向发展,进一步显示出这个领域的丰富内容。面对如此之多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领域、课题、主题、思路、方向、视角、线索,或者说纷乱如麻的问题堆,使初涉入此领域者有难识庐山真面目之感。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观

尽管这一研究领域问题很多,研究思路多样化,但是,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所有研究都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及其方式方法展开的,它们可表述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怎样大众化?”或者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怎样大众化?实际上,这就是大众化问题堆的堆心,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问题。“纲举目张”,抓住这一基本问题研究下去,就会带动一大批大众化子问题的解决,进而夯实大众化的理论根基,建构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体系。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百十年后,邓小平还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3](63)类似的观点也适合关于大众化本质的研究,时至今日,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定义很多,意见分歧很大,这一方面说明该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此一问题的研究无定论和不成熟,因而该问题还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极大的研究价值。

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问题进一步细分,就会得到它的增广形式,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怎样大众化”?这种形式的基本问题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特点、组成、活动结构以及产生、发展等问题,是从本体论的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质的解答;第二个方面涉及到大众化的原因、功能、作用、意义、评价等问题,是从价值论的层面对大众化必要性的解答;第三个方面涉及到大众化的路径、手段、方式、方法以及条件、效果等问题,是从方法论(或实践论)的层面对大众化可能性的解答。这三个方面既有区别又相互关联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观决定了大众化的价值观状况,二者又决定了大众化的实践观状况;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观又制约着人们对大众化本质和意义的理解,这“三观”共同构成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看法,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观。

不同的群体或集团因其阶级地位、所处时代背景、理想信仰等的不同而持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观,即使同一群体或集团的大众化观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其中的不同个体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价值、实践的认知上也会存在差异,表现出各自的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观、列宁的大众化观、毛泽东的大众化观、邓小平的大众化观、江泽民的大众化观、胡锦涛的大众化观、习近平的大众化观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共同构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观的基本内核。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观是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是对大众化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而它又会反作用于大众化实践活动,指导和推动宣传普及活动的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除了科学的、正确的大众化观外,还存在着不科学的、错误的大众化观,它会对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产生消极乃至破坏的作用,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

二、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观的一些认识

经典作家对大众化的本质、价值和实践问题做了科学的回答,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在深入研究经典作家们的大众化观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观。

(一)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种看法

学者们在探讨此一问题的过程中也涉及到了大众化的目的和意义。

第一,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实践化。“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根本特征。大众化既是这样一种理论宣传普及的实践活动,也是人民大众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郭建指出:大众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最终使其由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指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4]。朱健认为,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深化、发展,最终为广大人民群众了解、理解、认同、信仰和践行。[5]骆郁廷认为,大众化就是先进理论掌握群众的实践活动,其发生机制是通过“改造群众的主观世界,推动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6]。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不断凸显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

第二,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通俗化。列宁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和简单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深邃晦涩的科学理论,其内容也包罗万象,对广大群众而言,并不能轻易地理解其深刻内涵,而只有通过普及工作者的通俗解读才易于为大众所理解。因此,有学者认为大众化的本质就是通俗化,就是将深奥的理论用生活化、群众化的语言表达出来,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结合形象生动的比喻和实例,把抽象的理论变为具体的案例,满足群众的“口味”,进而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同时,这种通俗化、生活化并不是庸俗化、片面化,更不是简单化。黄长义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7]邱柏生认为对“大众化”应做如此理解:如果当做一种过程与机制,“大众化就是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活化、通俗化、普及化、层次多样化以及由初级起端的循序递进性。”[8]刘均献认为大众化一方面要通过宣传普及教育使理论面向群众,另一方面要在传播方式上采用喜闻乐见的通俗化形式,以使广大群众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知识,并使之成为行动的指南。[9]总之,学界基本赞同大众化本质就是通俗化,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从深奥到通俗的转变。

第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理论创新。左伟清、刘尚明认为,大众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群众的实践过程中深化和升华的过程,可以提高其深度和广度。[10]陈方刘、田辉指出,大众化之所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因为这一过程是指把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大众文化结合起来,在吸收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比较鲜明的实践、民族、时代特色。[11]孙熙国认为,大众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过程,首先是实现了其通俗化和民族化,使理论掌握于群众;其次是实现了其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把它变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大众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发展和创新。[12]方小年、曹根记指出,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要求,理论创新是理论掌握群众的必然要求,是群众掌握理论的必由之路。[13]张明认为,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将群众的实践经验不断地马克思主义化进而实现了理论的发展。[14]王联斌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大众化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是理论创新的基本手段。

第四,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全民树立共同理想。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进行宣传普及和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我国人民所掌握和认同,成为我国公民普遍的社会意识,树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更好地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李延芳认为,大众化就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精深的理论走向群众,“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坐标和实践的指南”[15]。张博颖认为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6]曾令辉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运用其最新的理论成果培育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价值观、信仰观。[17]刘书林认为,大众化就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人民群众头脑,使群众理解和掌握其基本内容和基本道理,本质就是要树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理想,提高群众的觉悟。[18]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怎样大众化”的几种看法

大众化以何种路径和方式方法进行,何种路径和方式方法更具有科学性,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第一,一些学者从理论架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等方面对大众化的实现路径和方式方法开展了研究。邱柏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四大路径,即教育宣传、社会心理影响、制度规约和公共政策影响。[8]何怀远探索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六进入”的基本途径:一是进入学科,二是进入教材,三是进入课堂,四是进入大众文化形式,五是进入大众传媒阵地,六是进入思想。[19]郭艳英认为理论创新、大力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宣传教育创新的推进、外部环境的优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实现路径。[20]刘先春和杨志超认为表达形式通俗化、普及方式多样化、传播手段现代化、效果评价科学化以及理论队伍专业化,是大众化的方法体系,是大众化的有效路径。[21]赵勇从领导示范、理论建构、制度安排、传播方式以及话语方式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大众化的实现路径,在引导方向上,领导干部要做好示范;在理论建构上,专家学者要科学诠释马克思主义,以提供学理支持;在制度安排上,形成大众化的规范、惯例和程序;在传播方式上,要立足日常生活;在话语方式上,要运用大众话语。[22]曹萍和任泰山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要建立资源整合机制、信息反馈机制、考核评价机制,以顺利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23]李广艳对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做了探讨,认为一是要坚持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完善大众化的制度体系;二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传播手段,丰富宣传形式和载体;三是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创新大众化的方法;四是要重视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24]

第二,一些学者从对象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和方式方法展开了针对性的研究。首先,对不同群体进行了大众化的路径研究。大众化的对象在学历水平、接受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别,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注意到社会成员的层次性。目前学界大致将大众化的对象划分为农民群体、城市社区居民群体、大学生群体等,以这几大群体为对象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冯志军、郭志芹认为在乡村社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运用多种手段和方式。在内容选择上,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以解决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形式运用上,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乡村语言、乡村文化相契合;在依靠力量上,农村干部、党员和乡村精英要积极示范;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广大农民的凝聚力和吸引力。[25]邓美英认为农民文化传统是大众化的严重阻碍,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破解农民文化传统,解决农民的利益诉求,把农民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结合起来;同时,对农民进行教育,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广度和深度。[26]薛俊丽从传播学视角探讨了如何在农村推进大众化,认为要加强农村理论传播队伍建设,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创新理论的传播内容,丰富理论的传播方式,重视理论传播的反馈机制。[27]广大城市社区居民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主体。郭俊敏认为在城市社区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关注居民需求,整合社区各种资源,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社区居民中的传播。[28]大学生群体是大众化的关键对象,因此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大众化研究成果数量众多。戴玉琴、周建超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方式,必须强化这一路径,同时要发挥校园舆论的宣传作用,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29]共青团中央2007年启动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路径和平台,[30]并对此开展了理论探讨和实践活动。李冬华分析了高校在推进大众化过程中存在的空洞化、理论脱离实践等诸多问题,为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可操作性,作者提出了整合研究力量、健全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实践等路径。[31]其次是对不同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杨晓梅认为,民族地区普遍存在长期性和群众性的宗教信仰,大众化必须正确处理宗教信仰与共产主义信仰之间的矛盾,并指出只有在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32]杨云、郝慧婷分析了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制约因素,认为大众化要利用好藏区的优秀民族文化,要更多地体现民族特色,才能使藏民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33]

第三,一些学者从文化视角探讨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路径和方式方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具体部署,并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其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该遵循的重要方针。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开始从文化这一视角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过对这些研究的分析整理,发现近几年对大众化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的学者立足于当前的多元文化环境,探索大众化的路径选择,如廖访忠认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环境主体,分别承担着实践依据、依靠力量和根本载体的作用,要充分发挥这三者的作用,积极推进大众化[34]。有的学者从宏观上,从文化维度对大众化的可行性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解释,如从大众化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方面、文化传播方面、文化内蕴方面等进行相关分析,程贞玫认为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来推进大众化,指出大众化的文化特色及实践途径,即要丰富文化工作的内涵,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要拓展文化工作的途径,实现其民族特色;要创新文化工作的方式,实现其时代特色[35]。有的学者则将大众化与各种具体文化环境相联系和结合,探讨大众化的有效路径,如王宇认为大众文化已成为大众化的传播背景,推进这一进程需要进一步厘清大众文化与大众化的关系,建立二者的良性互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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