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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市场:告别奢华,回归正常

2013-12-15人民日报

  2013年9月,北京演艺集团《京韵华彩》综艺晚会在京举行。

  从2012年底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到今年8月初的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中国演艺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策“风暴”。以往依靠政府财政资金举办的各类节庆晚会、大型演出数量锐减。这项受到群众欢迎和称赞的政策对于我国演艺市场和文艺院团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它们是如何应对的?我国演艺事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究竟何在?演出高票价和明星高收入问题如何解决?大剧场和小剧场是多还是少?……带着这些问题,本报从即日起,将刊发连续报道,聚焦演艺市场,敬请关注。

——编者
  演艺市场受到政策影响
  短期有影响,长期是机遇

  “星期一签订的演出合同,星期二就告诉我们取消了。”今年8月初,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演出院线有限公司刚和南方某地政府签订了花博会开幕式演出合同,但正好赶上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于是合同取消了。总经理宋炳福说:“从八项规定到近期的五部委联合发文,政策对演出商的影响可谓立竿见影。”
  据介绍,今年初东方演出院线原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5场演出,场地费都交了,但最终减少为3场。“有的是签完合同了,有的已经付完款了,有的正在谈判当中,最后都取消了。”宋炳福说,自春节以来公司退掉了10多场演出。
  与中央院团一样,地方文艺院团也感受到了政策的影响。安徽演艺集团2012年共演出2493场、演出收入4637.1万元。但从2012年第四季度开始到今年上半年,与往年同期相比,演出场次下降了约30%。“突然之间,政府订单和企业订单都消失了。”董事长张居淮说,截至今年8月,集团尚未接到过来自本省或外地政府的演出订单。
  河北大厂评剧歌舞团有限公司在“八项规定”出台后的春节期间,演出场次下降了近2/3,主要是国企的演出订单纷纷取消。董事长赵德平说,原来国有企业的钱比较好挣,现在国企不敢再去搞企业年会、庆典之类的活动,公司已把营销重点放在了民营企业上。
  目前我国演艺市场大体由商业性演出、节庆演出(政府资金为主)、企业包场演出(企业年会、庆典)、公共文化服务演出(政府采购为主)等几部分组成。在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文艺院团里,商业性演出和政府采购的演出比例各不相同,但相对而言,政府采购的演出在国有文艺院团的整体演出中比例较大。如今,政府订单和企业订单大幅下降,文艺院团的生产经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中国演艺联盟秘书长、中华演出网CEO田志辉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估计,目前演出市场整体下降三成。
  不过,据记者调查,不是所有演出都受到影响。安徽演艺集团下属安徽省杂技团就实现了逆势上升,截至今年9月,该团已完成全年任务的130%。张居淮说,这主要得益于杂技团在都江堰市的驻点演出,今年已演了200多场;杂技团的另一支队伍目前正在德国巡演,新创的《美丽的梦》在汉堡、汉诺威、柏林等地已演出2个多月。张居淮说,在各类演出中,歌舞类演出下降幅度最大,其次是音乐会和话剧,戏曲类演出原本就不热,受政策影响较小,相对平稳。
  在度过了春节演出季后,大厂评剧歌舞团的演出场次逐渐增加,到6月份总收入已比去年同期多出了100万元。赵德平说:“一是我们船小好调头,及时调整了经营策略,二是我们团走市场走得比较早,底子好。”
  云南演艺集团总经理邓胤说,云南演艺市场情况特殊,受政策的影响较小。云南是旅游大省,云南演艺集团以旅游演出为主,在柬埔寨驻点演出的《吴哥的微笑》、在腾冲驻点演出的《梦幻腾冲》等节目颇受游客欢迎,几乎天天演,上座率在70%以上。政府采购的“三下乡”、文化大篷车等文化惠民演出只占集团总演出场次的20%左右。
  “短期看,影响很大,但长期看,是个机遇。”宋炳福认为,中央八项规定禁止政府出钱搞演出,有助于演出市场的健康发展。“政府出资办晚会经常是不计成本,把市场价格抬得很高。另外,政府办的演出以免费赠票为主,这样又冲击了正常的商业演出市场。”
  宋炳福说:“对于那种政府花钱搞的奢华晚会,拿国企的钱或国家的钱追星,中央坚决制止,我们坚决拥护。因为这不仅仅是几场演出的事,还有政治影响和政府形象的问题。对于我们文艺院团来说,宁可收入少些,也要支持中央的决定。”

严管政府资金搞豪华晚会
  官员追星令人厌恶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公款追星”现象,中宣部等五部门在联合下发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晚会,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员,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大腕”,坚决刹住滥办节会演出、滥请高价“明星”、“大腕”的歪风。
  对于这项规定,演出商普遍表示欢迎。宋炳福说,别看我们是搞演出的,我们也反感政府掏钱追星的事。几年前,南方某国家级贫困县为拉动当地旅游策划了一场大型晚会,请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去演出,演出费95万元。“我和当地老百姓一聊天才知道,为了这场演出,当地所有公务员扣除半月工资。”更离谱的是,当地政府领导喜欢某歌星,一定要让她出场,而当时这位歌星在西安有演出,正常情况下是来不了的。但当地领导坚持这位歌星必须上。无奈之下演出商只能花9万元包了一架飞机将歌星送来。为了等待这位歌星,原定2个小时的演出不得不拖长为3个小时。
  大厂评剧歌舞团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有一次在给某市搞的一台晚会上,为了等待某歌星,全体观众从下午4点等到晚上8点。演出结束后,赵德平在台下听到观众在骂:“什么玩意儿?花那么多钱,一坐4个小时,坐这么远,那个唱歌的模样我们都没看见。”赵德平说,这样的演出表面上是为了文化惠民,但实际是官员追星,每次演出结束当地领导都要和明星吃饭、合影,为的就是满足自己的追星愿望,对于这样的不正之风,老百姓是非常气愤和反感的。
  政府高价请明星客观上抬高了明星的身价,使正常的商业演出成本也被迫上涨。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统计,从2010年末开始,内地及港台歌手普遍大幅度调高了演出费用,2012年演员的演出费比3年前平均上涨了100%,其中以拼盘演唱会的成本涨幅最高,涨幅最高的甚至上涨了300%以上。赵德平说:“官员追星,国家拿钱、国企拿钱,助长了明星身价暴涨。现在有的歌手唱一首歌就要几十万上百万,连贫困县搞台晚会都要明星去,这种风气非常不好。”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电视等大众媒体追星也是造成明星身价飞涨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位演出商对记者说,因《中国好声音》而出名的一位女歌手现在出场费已涨到40万元。有一个组合以前每场演出的出场费是15万元,但是在上了中央三台的几场演出以后,现在的身价已经涨到了65万元,这还是税后的。“如果不是政府和企业拿钱追星,市场自身是不会给他们这个价格的。媒体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电视上宣传不要追星,但同时电视台还在大篇幅地让他们出镜,给明星做宣传,提高了他们的身价。”这位演出商说。

营造健康的演艺环境
  把扭转奢靡之风与满足群众文化消费统一起来

  “我们坚决支持中央八项规定,支持禁止使用政府资金搞奢华晚会,但同时也要防止一种倾向,不能说现在不搞奢华晚会、豪华演出了,就连正常的演出也不敢做了。”一位地方文艺院团的负责人说。
  在宋炳福看来,扭转奢靡之风和满足群众文化消费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他说,“在文艺院团转企改制之前,在事业单位的时候,政府给院团拨款是养人;改企之后政府应该是拨钱养事,加大政府的采购力度,购买演出、补贴场次、补贴票价,这样既扶持了院团,政府的钱又没有白花,而是花到了点子上,花到了老百姓身上。”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演艺市场发育不成熟,群众缺乏花钱看演出的习惯,政府有必要扶持演艺企业,培育市场。特别是在国有文艺院团基本完成转企改制以后,更有必要“扶上马、送一程”。邓胤说,云南省政府每年拨出专款用于鼓励院团送戏下乡,根据路途远近每场演出补贴几千元至1万元。浙江、江苏等省也采取政府采购演出和补贴文化惠民演出等形式,支持改制院团。北京市创办“周末剧场”,政府补贴演出,规定每场演出划出一定比例的低价票,群众只需花30块钱,就能欣赏演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认为,演艺业是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最为彻底的一个领域,但事实上,从演艺业的性质和发达国家演艺业经验看,演艺产业大多数无法作为营利性机构运营,只有少数可以成为利润丰厚的营利性机构。因此,非营利机构应该是大多数演艺机构的体制性选择。“营转非”应该成为我国演艺产业深化改革的重要选项。
  北京市文化局研究室主任常林认为,当前政府对大众艺术演出、高端艺术演出、公益性演出的扶持还要继续加强,因为这是服务老百姓的,是培育演出市场的,这部分演出政府还要继续发挥引导作用,该补贴的还要补贴。

 

(责任编辑:蔡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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