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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漕运空间变动的历史意义

2017-12-08光明日报吴琦

  漕运是关系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重要因素,漕运的本质在于把经济重心区域的物质财富输送到政治中心,因此漕运线是一条连接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的纽带,是王朝权力中心得以生存和运行的物质输送线和生命线。然而,漕运线路方向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秦汉时期,漕运为东西方向,黄河中下游的关中、山东一带为农业经济发达之区,漕粮通过黄河、渭河由东向西运抵长安;唐代,朝廷逐渐把漕运重点放在南方,漕运线路也由秦汉时期的东西向呈现出东南、西北向的变动。宋代以后,南方经济崛起并日益成为王朝依赖的物资供应区,所以唐宋期间,漕运逐渐转变为东南、西北方向,并由东南而西北。元明清三朝,漕运则转变为南北方向,由南至北。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唐代以后,政治中心还有一个逐渐东移的趋势,尤其元明清三代王朝政治中心向东北方向迁移,并从元朝开始确立在更北的区域;而经济重心则越来越明确地确立于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于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呈北南分立的格局长期延续。

  漕运线路虽一再变动,但始终指向经济发达区域。学术界曾从多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其实,漕运的空间变动、漕运线路的指向,应该是考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极好视角。漕运在空间上的不断变化,直接反映了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在空间地域关系上的变动,总体趋势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分立北南,南粮大量北运。这一变局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意义。

  其一,漕运作为实物赋税的运输形式持续存在,始终成为政治中心紧扣、牵绊经济发达之区的绳索。宋代以后漕运路线虽然仍在变化和调整,但漕粮的征集地区明确地指向以江南为主的南方地区,不难发现,宋代以后的历代王朝对于南方已处于经济上的依赖状态。其实,唐人杜牧便已称江淮漕运为“国命”(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文苑英华》卷660);宋人则称“国家于漕事最重最急”(张方平:《乐全集》卷23《论京师储军事》);元人则认为漕粮为“元京军国之资”(叶子奇:《草木子》卷3《克谨篇》);明清时期的人对漕运的议论甚多,诸如“漕运为国家命脉攸关”,江南为“朝廷之厨”(王宗沐:《条列漕宜四事疏》,《明经世文编》卷343),漕运“为一代之大政”(《清朝续文献通考》卷75《国用考·漕运》),等等。大量时人的论述证明,宋代以后朝廷对于南方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而漕运的政治意义也不断地得到强化。漕运线路的空间变动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变动的结果。一方面,漕运连接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另一方面,漕运又使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具备分离的条件,能够分处两地。所以,漕运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构成空间关系的重要因素,需要明确的是,这种空间关系乃政治中心对于经济重心的依赖、索取与牵制,因此漕运实则朝廷伸入富裕之区的触角,是羁绊调控经济发达之区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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