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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国学学科建设需思考两问题 古典学是一种路径

2017-12-08凤凰国学朱汉民

  作为学科意义的“国学”提出以后的百年来,中国人文学界的硕学鸿儒都对这一个问题发表过自己的学术见解。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兴起的“国学”热更加强盛,官方和民间纷纷兴办以“国学”命名的文化学术社团,许多大学纷纷成立以“国学”命名的教育研究机构。事实上,“国学”已经成为当代人文学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与此相关,国学学科是否应该进入国家学科目录的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并引发学界的普遍关心和认真讨论。

  国学学科是否应该进入国家学科目录的问题,既是一个国家学术制度的问题,也是一个国学学科建设问题。作为学者,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探讨国学学科建设问题。笔者认为,国学学科建设问题,与“国学”所包含的知识与价值两个问题相关。所以,我们应该从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传统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这两个方面,思考其必要性与合理性。

一、中国古典学知识传统的国学

  “国学”虽然是历史文献中古已有之的概念,但是作为我们讨论的学科意义的“国学”,却是20 世纪初才出现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国学”的出现,其基本原因就是回应近代以来的西学大潮对中国知识传统与思想传统的冲击。这种回应,既是知识学意义的,也是价值观意义的。我们首先从知识学的视角和意义讨论国学。

  在经历了强大的西学东渐思潮洗礼后,特别是经过晚清新政、民国学制的改革,西方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全面移入中国。但是有一个问题也跟随而来: 长期主导中国知识界的传统学术,如何进入到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来?为了区别西方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许多学者将中国传统学术称之为“国学”。他们还给这一个知识学意义上的“国学”取了另一个名词,就是所谓的“国故学”。

  “国故学”的提出,肯定了中国传统学术应该以及如何进入到民国时期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来,肯定了“国学”在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应有一席之地。同时,“国学”“国故学”的提出,也对新的中国史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22年,北京大学正式设立“国学门”,确立了“国学”在新的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个研究室。同时,胡适还在校庆演讲中以整理国故的工作与全校师生共勉,以贯彻其整理国故的学术宗旨。此后不久,即1925 年的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清华国学研究院完全采用传统书院的学科制度和教育制度,没有采用引入的西学分科制度,希望延续作为独立知识体系的中国传统学术,在历史上影响很大。

  由于胡适等仅仅是从“国故学”的意义接受了“国学”概念,其中包含的矛盾和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胡适反复强调,“国故学”的建立就是要引进西方学术的科学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重新加以辨别、整理。显然,他心目中的“国故学”还不具有现代的学科意义,中国传统学术似乎只是一堆自身没有独立系统的文献材料。故而,这种“国学”并不是一种独立知识体系的学科,而只能是西方学科体系的附属,即只能够被肢解到西方的文学、哲学、史学等学科之中。1922 年北京大学设立的“国学门”,最后还是按照西学分科设立的建制。所以,这种并不是独立知识体系的“国学”也难以持续。1932 年,国学门改称文史部。与此同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因为与清华大学的西学学科体制和教育体制不相容,被认为在教学上与大学部“脱节”,故而被看作一种“畸形发展组织”,最终在四年后停办。

  其实,当代学界在讨论“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时,面临的重大问题仍然是: “国学”与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北京大学的“国学门”将国学看作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等学科的总和,即以西方哲学、历史、文学的学科观念与方法处理中国学术的材料,这种“国学”失去了中国传统学术本有的内在体系、完整知识、文化生态。但是,如果像清华国学研究院那样完全采用传统书院体制而不分科,又很难与已经定型的现代中国的学科体制和教育体制相容。如何化解这一矛盾?

  几年前,笔者和学界同仁一起倡导从古典学的学科视角和方法来建构国学,即将“国学”看作“中国古典学”。古典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将世界上实存的文明形态、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以解决北京大学“国学门”将中国传统学术分化到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等各个不同学科的问题。西方一些大学如哈佛、剑桥、牛津等,都设立了古典学系。这些大学的古典学系,主要是以古希腊、罗马的原典文献为依据,将古希腊、罗马作为一个文明整体来研究。但是,这与当代中国学者希望以中华原典文献为依据、以中华古典文明为整体来研究的“国学”学科理念,确实是高度契合的。西方大学的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一门单独的学科,中国大学的国学也应该是研究中华古典文明的一门单独学科,完全可以纳入到当代中国的学科体系与教育体系中来。

  胡适将国学看作“国故学”,强调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材料;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国学,并不将中国传统学术看作一堆任现代学者切割、处理的杂乱材料,而是看作有着自身内的体系性、完整性、合理性、完整生命的文化生态。

  因而,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国学,应该以中华文明的历史的、整体的原生态为研究对象,以古汉语为载体的经、史、子、集为文献和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据,探讨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并且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华文明体系。“中国古典学”应该以中国古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依据,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为学科基础,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的独立学科。

  “中国古典学”与胡适的“国故学”还有一个重要区别。胡适将国学看作“国故学”,强调中国传统学术是“故”去了的文化知识。世界上其他古文明形态可以说是中断了,但是中华文明从来没有中断,是世界上唯一延续的古老文明。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国学,并不将中国传统学术看作死去的文化知识,而是看作一个活的文明体系,一个承载着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知识体系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体系。这样,研究者对“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就不能够简单以所谓“科学”的傲慢态度,而应该持一种人文的“温情敬意”的态度对待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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