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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集团批判“右倾翻案”

2013-01-09

  九一三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的江青等人,一度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在批判极左思潮之初,他们虽曾有所收敛,但也越来越清楚这种批判对于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所具有的否定性意义。1972年下半年,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深入,他们开始全力进行反扑。
  周培源主张加强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的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公然宣称:不管周培源来头多大,都要追查、反击。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使下,《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进行围攻,实际上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人民日报》发表的几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更是戳到江青等人的痛处。他们认定,“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想抬头”,决意下大力量“刹住这个1972年下半年出现的修正主义回潮”。10月至11月间,张春桥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说,当前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一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不管四面八方刮来什么风,上海都要顶住”。这样,围绕批极左与反对批极左的问题,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广大干部、群众与江青集团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尖锐化了。
  11月30日,周恩来对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一份要求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报告作出“拟同意”的批示。第二天,张春桥批示将报告送“总理再阅”,并批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12月2日,江青在批语中进一步提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反对因批极左思潮可能产生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任何怀疑。
  毛泽东虽然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某些教训,提出和支持过批极左,但他并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错误。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越来越多地触及“文化大革命”本身,这就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允许的限度和范围。
  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中,针对一封主张贯彻周恩来要求批透极左思潮的精神、反映张春桥和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来信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次谈话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方向发生逆转,“批林整风”运动的重点随之改变。
  1973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只字不提批判极左思潮。3月,姚文元主持的《红旗》杂志在第三期则更进一步说:“如果只看到表面现象(即林彪的极左),那就不但打不中要害,分不清是非界线,而且会偏离斗争大方向。”这种明显的变化立即引起人们普遍的疑虑和不安。一些企业不敢再提劳动竞赛,一些学校不敢再提“以学为主”,一些农村地区也不敢再强调“农业六十条”、按劳分配、自留地等。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赶紧把运动的方向转向“反右倾”。
  “批林整风”运动的方向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由于它所取得的成就以及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仍然在一段时间里得以持续。周恩来等人也在可能的条件下,继续坚持着这场艰难的斗争。
  1973年2月,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历数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指出:“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国民经济“现在根本没有比例”,计划工作也“确实没有‘王法’”,对极左思潮“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时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实行按劳分配和必要的奖励制度。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起草的提交1973年初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仍然坚持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中纠正极左思潮的基本观点并有所发展。《规定》得到除上海市外28个省、市、自治区代表的赞成。张春桥对此非常恼火,宣称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并强令把《规定》收回。
  1973年3月4日,周恩来召集外事部门一些负责人谈话,批评不少单位仍然存在的排斥外国专家的错误倾向,指出应“向外国专家公开承担责任,以挽回影响。不要怕这样做又要犯右的错误”。3月8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的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等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外交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对遭到错误批判和被迫离开中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他表示:这个责任我们要负,作为政府的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他还代表党和政府宣布:欢迎已经回国的专家重返中国工作,以弥补当时未照顾好他们的过失。周恩来的讲话使在场的外国专家及其家属深为感动。
  在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周恩来仍继续进行不懈的努力,并且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12月17日谈话中所谈“谭震林要出来”的意见提出,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同日,他还向毛泽东提议让王稼祥做外事调研工作,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他还提出对已经解放的老干部,应让他们参加领导班子,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1973年3月9日,他致信毛泽东,提出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问题,又得到毛泽东的同意。3月10日,党中央发出文件,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并具体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送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表示:“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煳了。”毛泽东指示由周恩来去落实干部政策。在中央组织部提出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逐一研究、通过。1973年党的十大前后,他又先后指示解除对一批省部级干部的监护,并多次安排董必武、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一批老同志在公开场合露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复出任职,对于在中央领导层抑制江青集团的胡作非为,为后来的历史转折准备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由于毛泽东担心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而改变了批林的正确方向,这使江青集团有机可乘,更加有恃无恐地批判“极右”和反击“右倾翻案”。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已越来越难以继续了。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共246人。会议有三项议程:筹备召开党的十大,讨论“批林整风”运动,讨论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会议期间,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对”和“要注意培养青年干部”等指示。这显然是针对批判极左思潮、恢复经济秩序的努力而发的。由于批判极左思潮这时几乎已被视为禁区,会议在讨论“批林整风”时,除了批判林彪极右实质的表态外,就是一些空洞无物的套话。有的负责人在发言中,已开始检查本地区把林彪当作极左来批的“错误”。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名老干部,同时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会议还决定由张春桥等组成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和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这次会议明显地反映出当时党内两种力量斗争的态势和特点。一方面,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一些主要成果仍然保存并继续发挥着作用,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出席了会议并将出席党的十大,使党中央领导层的健康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另一方面,会议进一步扭转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方向。王洪文参加政治局工作,张春桥主持起草十大文件,标志着江青集团的势力进一步扩张。
  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尖锐地批评了外交部上送的一份分析美苏关系动向的内刊,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实际上再次批评了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结合起来,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做法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这场斗争虽然遭到挫折,后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迫中断,但它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并对后一阶段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责任编辑:孙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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