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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陈整风”运动

2013-01-05

  根据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要高级干部读几本哲学书的号召,1970年11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要求学习《共产党宣言》等六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和《实践论》等五本毛泽东的书。1970年底到1971年上半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学哲学、批先验论和路线教育运动,尽管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和群众对这些运动的政治背景几乎一无所知。
  1970年11月16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说: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中央决定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批陈整风”(对外称“批修整风”)运动就这样由上而下地开始了。
  1971年1月26日,党中央又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参与诬陷党和国家一大批领导人,制造大量煽动极左思潮的舆论和迫害干部群众的冤案,挑动和激化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党和人民犯有严重罪行。但当时的《罪行材料》没有也不可能这样来揭露,而是罗列陈伯达“被捕叛变”、“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责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派工作组”,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借起草九大报告鼓吹唯生产力论”;等等。
  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一个批示,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又称华北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继续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同时,还批判了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971年1月,中央宣布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不久,中央又决定派人参加中央军委办事组,打破黄永胜等人把持军委办事组的局面。后来,毛泽东把这些措施称为“挖墙角”、“掺沙子”。华北会议通过批判陈伯达,削弱了林彪集团。但会上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也有一些牵强附会之词,对北京军区两位负责人的处理也是错误的。此前,毛泽东曾批评黄永胜等人有两个包袱,一是打仗有功,一是“文化大革命”“支左”有功。他希望通过华北会议使军队作风的某些不正之处有所转变,“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毛泽东的批示,实际上是想通过部队整风,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军地、军政关系中一些不正常的地方进行调整。用毛泽东的说法,这叫“甩石头”。
  华北会议之后,中央于1971年2月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并转发毛泽东有关“批陈整风”的一些指示。传达范围扩大后,人们才逐渐对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有所了解。
  吴法宪等人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受到的批判、揭发,既恐慌又不满,作检讨时采取了隐瞒事实、避重就轻、推诿拖延的态度。毛泽东认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是又一次严重的路线斗争,对他们采取了“抓住不放”、反复批评的做法。
  还在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就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批示:“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明确地表达了对军委办事组的不满。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检讨信上批评叶群等人“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
  1971年1月9日至2月14日,中央军委召开有165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议程是“批陈整风”和布置1971年的工作。按照毛泽东要求,会议代表首先参加华北会议的“批陈整风”。九届二中全会后,黄永胜等一直心存抵触。他们既不可能再“深入”揭发陈伯达,也不愿再主动地继续检讨。在他们的影响下,会议的重点放到“反骄破满”的整风上,批陈没有深入下去。2月19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对军委座谈会提出严厉批评:“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同月,他在另一个批示中又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毛泽东知道华北会议、军委座谈会都未能解决黄永胜等人的检讨认错问题,所以也就一直对他们“抓住不放”。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曾几次表示,希望能看到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的检讨,但黄永胜等人却自恃没有像吴法宪暴露得那样明显,心存侥幸,推诿敷衍,在毛泽东批评后他们才交出检讨。毛泽东对黄等人的检讨并不满意。他更不满意本应对九届二中全会上那场冲突负主要责任的林彪既不检讨,也不表态,甚至不露面的消极态度。
  “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通过鼓吹个人崇拜,得到巨大的政治资本。1970年底到1971年上半年,毛泽东多次在批示、讲话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狂热的个人崇拜提出批评。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直言,对“文化大革命”初期提出的“四个伟大”表示“讨嫌”。他认为,当时搞个人崇拜的有真假之分。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和批示,虽未点名,但实际上在批评林彪。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负责人共99人参加会议。汇报会前半部分主要讨论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的检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后半部分主要是阅读、讨论关于陈伯达罪行的第一批材料,进一步揭发、批判陈伯达,并交流各地“批陈整风”的经验。
  江青集团以九届二中全会为转机,在加紧削弱林彪集团的同时,使自己的势力得到扩张。1970年11月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宣布中央组织宣传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下,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等中央机关的工作,以及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为康生,组员中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这个权力很大的机构为江青集团所掌握,成为他们在中央公开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稿件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责任编辑:孙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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