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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

2013-01-05

图为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
 
  林彪等人对毛泽东此次南方之行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极为敏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谈话内容。
  1971年9月5日晚,周宇驰、于新野探听到毛泽东在长沙同一些负责人谈话的内容后,立即于6日将谈话记录稿送交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同日,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丰把毛泽东在武汉同一些负责人谈话的内容告诉陪同外宾到武汉的李作鹏。李作鹏当日返京,分别把谈话内容告诉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连夜打电话告诉了叶群。
  叶群接到各方传来的情况后,向林彪报告,并与林立果加紧密谋。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了批准林立果这一行动的手令。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驰等具体策划在上海以及苏州附近京沪铁路上的硕放桥等地谋害毛泽东,在北京攻打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住地钓鱼台,到上海捕捉王洪文的方案。9日,林立果指令“小舰队”的“上海小组”进入“一级战备”。与此同时,为另立中央或叛逃国外,林立果还指使人于10日从空军司令部索取了有关飞行、通讯的各种资料。
  正在南方巡视的毛泽东已经料到他在沿途的谈话会传出去,并在林彪集团那里引起强烈的恐慌。巡视途中,毛泽东又敏锐地觉察到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8月底9月初,在南昌、杭州等地,他了解到林立果等人的一些可疑活动,提高了警觉,当机立断,缩短在杭州逗留的时间,并变换了专用列车停驻的地点。9月10日下午,他突然下令调回专列,离开杭州到达上海。在上海,他未下专列,在车上接见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11日下午,他又突然下令开车,在南京短暂停留后即一路不停,全速北返。12日下午,安全抵京。在丰台车站,毛泽东约见李德生、纪登奎、吴德等人,向他们讲述了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还谈到,路线正确决定一切,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他再次批评了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阴谋,并尖锐指出:“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毛泽东改变行程,打乱了林立果等人的阴谋计划。
  9月11日晚,正在加紧策划谋害毛泽东的林立果等人,得到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的消息后,惊恐万状。在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后,他们决定立即实行新的阴谋。12日晚,林立果私乘256号专机飞抵北戴河与林彪、叶群密谋,决定立即实施南逃计划。当晚,周宇驰在北京召集“小舰队”骨干开会,确定安排人员保护林彪等从山海关直接乘飞机南逃广州,并准备用飞机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由北京送往广州。
  当晚10点30分,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讨论起草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周恩来接到报告,得知林立果乘飞机到北戴河后的种种异常活动。他这时虽然不了解整个情况,但立即警觉地下令追查擅自调飞机到山海关的原因,并命令其马上飞回北京。林彪等知道他们的行动已经引起注意,南逃计划已难得逞,遂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向北外逃叛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人员全部身亡。同日3时,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携带所窃取的大批国家机密文件和大量美钞在北京沙河机场劫持一架直升机外逃。驾驶员陈修文在飞行途中发觉其图谋后,采取措施驾机飞回北京市怀柔县。降落时陈修文被周宇驰杀害。周宇驰等“联合舰队”的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捕。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的武装政变阴谋彻底破产。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毁弃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造成的恶果。在已经进行五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作用被严重削弱,党的组织纪律被破坏,大批老干部被打倒或排斥,党的各级组织被停止活动,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公开化,整个国家陷于严重动乱。这就造成一种条件,使林彪反革命集团能够横行无忌,敢于铤而走险。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他所高呼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由党章规定的接班人竟然叛逃出国;新擢升的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竟然一同从事反革命活动,等等。这一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严肃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什么前途?“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有没有合理性?“天下大乱”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中国究竟有没有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无产阶级专政下要不要这样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能不能给中国人民中的各个阶层带来任何利益?“文化大革命”五年来究竟依靠的是什么社会力量?它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巨大灾难有什么意义?继续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分裂党和国家罪行的痛恨,他们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阴谋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希望以此为契机纠正一些明显的“左”倾错误,多少落实一些党的有关政策,调整和改善一下党内外各种关系。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它的尖锐性和突发性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毛泽东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
  稿件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责任编辑:孙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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