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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大串连

2012-12-31

毛泽东向红卫兵挥手致意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形成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毛泽东之所以支持红卫兵运动,是为了进一步消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也有防止和平演变的考虑。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中这些造反的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并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就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8月18日,在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的集会上,毛泽东身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唱“造反有理”等歌曲的红卫兵挥手致意,表明他对红卫兵的支持。此后,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和各地普遍建立。
  8月中下旬,北京的红卫兵率先冲出学校,走上街头,破除“四旧”。他们出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热爱,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热烈追求,以激昂的热情投入到造反的行列中。这些青少年幼稚而狂热,单纯又盲从,没受过基本的法制教育,没有基本的法律意识,不受任何法制的约束。在“造反有理”的号召下,以简单、粗暴、蛮横的行动打击他们认定的“牛鬼蛇神”,使“打碎”、“火烧”、“砸烂”等口号和行为风行一时。城市的街道、商店、医院、学校等地方许多有影响的老名称、老字号招牌被当作所谓“封、资、修”货色,统统取消或砸掉,换上含有“兴无灭资”等内容的新招牌、新字号。例如:北京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路”,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名为“反修路”,王府井百货大楼改名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改名为“工农兵医院”,全聚德烤鸭店改名为“北京烤鸭店”,亨得利钟表店改名为“首都钟表店”,等等。许多城市的主要街道被涂满造反标语和毛主席语录,形成所谓的“红海洋”。一些红卫兵以“血统论”相号召,狂热地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被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青年。街头巷尾到处发生抄家、打人、砸文物、烧“坏书”、剪长发、剪烫发等严重违法行为。
  这些由破“四旧”引发的行动,得到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肯定和赞赏。他们称颂红卫兵的做法“好得很”。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到天津、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直至全国各地,打人、砸物、抄家之风愈演愈烈。各地红卫兵还将一些遗存千百年的珍贵文物、古迹,或捣毁、或焚烧,造成空前的文化浩劫。一些红卫兵组织还肆意冲击、抄掠许多享有很高名望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民族宗教界人士的住所,甚至向民主党派中央机关下达无条件“解散”的“最后通牒”。
  1966年9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北京红卫兵也分赴各地“点火”,号称“大串连”。从8月18日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共计8次接见来自各地的红卫兵,人数达1100万。至此,“大串连”遍及全国城乡,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大串连”不仅给全国铁路交通造成严重混乱,使工农业生产受到直接影响,而且使个人崇拜、“怀疑一切”、“炮打一切”的极左思潮在全国迅速扩散开来。
  在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大串连”遍及全国时,周恩来、陶铸等领导人仍努力把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的轨道,要求红卫兵注意政策,不搞武斗,不要影响生产。毛泽东在8月29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一开始便强调:“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为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1966年9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下,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就维护工农业生产问题连续发出通知,明确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守岗位,完成好生产任务,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进行串连,不搞群众直接“罢官”,等等。
  稿件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责任编辑:孙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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