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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的谈话

2012-12-28

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与杨成武(右二)、余立金(右三)在列车旁交谈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离京南下,亲自到比较混乱的中南地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沿途经过华北、华东。他发表了一系列谈话,试图在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对某些极端的做法加以限制,使局面能够得到控制。
  对于当时的形势,毛泽东一方面指出: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他认为,“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同时,他又特别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应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号召各地群众组织都应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说:“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在干部问题上,他要求正确对待干部,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对于造反派和红卫兵,他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讲话中,毛泽东纠正了一些“左”的口号,批准了一些纠“左”措施,如制止报刊宣传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鼓噪,批评对外宣传中种种强加于人的做法。他还提出要警惕煽动极左行为的“黑手”和“反革命”,并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尽快稳定局势的意见,决定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隔离审查。这是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甚至提出: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9月,他在审阅、修改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时,称当时以秘密方式散发、张贴传单和大字报,攻击周恩来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为“反动组织”。10月7日,党中央转发了毛泽东视察期间的部分谈话内容。毛泽东还提出,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贺龙等人。他重申,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实际上取消了对全国许多跨行业的群众组织的承认。在此前后,中央连续发布有关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资财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等一系列通知和文件,并采取措施加强保护外国使馆和外国侨民的安全。同时,中央还决定对一些最混乱的省、自治区和重要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并要求各地造反派停止武斗,开门整风,“斗私批修”,消除派性。中央一些主要报刊也配合发表文章,强调应认清派性的反动性,号召围剿派性,打倒派性,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种对派性大张旗鼓的批判,实际上是承认各地造反派普遍犯了错误,在肯定他们“造反”、“夺权”的前提下,对他们转而采取“批评、帮助”的态度。
  根据毛泽东关于要教育、解放干部的意见,中央和各地分期分批举办干部学习班,一批干部由此解脱出来,恢复了工作。在舆论上,也加强了要正确对待干部的宣传和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口号的批判,并公开揭露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1968年1月,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名重要成员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隔离审查。
  以上指示、措施尽管没有也不可能触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但在当时条件下对稳定局势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1967年底至1968年初,全国的局势逐渐趋向缓和,极左思潮和极左分子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责任编辑:孙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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