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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012-12-24

  在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称“四清”运动,重点是在农村进行。它的发动,有一个酝酿和准备过程。在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时期,基层单位的干部作风,确实出现不少问题。许多农村管理制度不健全,长期以来账目混乱,财物不清。一些干部多吃多占、损公肥私。少数干部以权欺众、贪污盗窃等违法乱纪现象确有发展。社会上投机倒把、封建迷信活动有所抬头。采取适当方式,区别不同情况,加以清理和整顿是必要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一些地区如湖南、河北等省,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河北在全省逐步推广了保定地区开展“四清”的经验。还有些省结合传达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开展“三清”、“五清”或“六清”,查出了贪污盗窃和某些地主富农反攻倒算、反动会道门重新活动等问题。湖南结合纠正所谓“单干风”,在全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省委认为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企图复辟,“牛鬼蛇神”纷纷出动,要求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
 
社教运动中工作队员向群众了解情况
 
  1963年2月21日至28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批示将湖南、河北两省委的报告印发会议讨论,并在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说只有抓好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出修正主义;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抓紧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刘少奇也提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会议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会议通过的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规定,“五反”运动在县团级以上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和文教部门中进行;指出这场运动,是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次会议后,城市“五反”首先在中央机关以及部分基层单位展开,农村社教运动开始了试点。
  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农村社教问题。他在会上多次讲话,说农村搞“四清”、发动贫下中农,就是挖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提出社教运动主要抓五个问题,即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其中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共十条。它与同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内容亦有十条),后来被分别简称为“前十条”和“后十条”。
  “前十条”对我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如果不抓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就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发生反革命复辟看成是已经面临的现实危险。从这一判断出发,“前十条”认为,这场社教运动是一场“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关于阶级斗争形势和社教运动性质的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是“左”倾指导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但“后十条”也规定了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对一些极端过火行为加以约束的具体政策,意在从政策上划清一些界限。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生产。“后十条”于1963年11月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党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将两个“十条”下发全国城乡。1964年3月,党中央又发出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教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至此,社教运动经过试点后,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
  社教运动全面铺开的同时,国际共运阵营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使党中央把正在进行的“四清”和“五反”,看作是与国际反修斗争相配合的国内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措施。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日益成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关注的重点。1964年五六月间,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对整个国内政治形势作出更为严重的估计,认为全国有1/3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它的同盟者手里,更加突出地强调防止“和平演变”的紧迫性,并要求从反修防修和防止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来部署工作。从这种严重估计出发,党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并主持对“后十条”进行修改。9月中旬,“后十条”修正草案正式下发。“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作了更加不符合实际的严重估计,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样,就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撇在了一边。这是导致社教运动扩大打击面的一个严重步骤。
  “后十条”修正草案的下发,以及在此前后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的“左”倾错误得到迅速和严重的发展。
  首先是实行“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形成猛烈的斗争声势。1964年8月16日,刘少奇提出各省的社教运动,在一个地区可首先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同时进行,这样“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并说“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根据这一部署,中央各部委、各省地县机关以及文教部门和高等学校,都抽调大批干部和高校师生,组成庞大的工作团。据统计,1964年秋冬至1965年春,全国仅各级干部就有一百五六十万人参加工作队;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地委主要负责人,也有相当一部分抽调到重点县搞“四清”蹲点。仅北京郊区的通县,就集中工作队员2万多人;天津郊区的小站大队仅1000多户,竟集中工作队员500多人。当时各重点县的工作队,均在万人上下。庞大的工作团队进村,形成群众运动的浩大声势。
  其次是搞秘密的“扎根串连”,实行工作队包办代替。1964年9月1日,党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推广河北省委工作队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四清”中“扎根串连”、采取秘密工作方式的经验。此后又决定工作团所在地的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由工作团党委领导,各区委和公社党委及其同级行政组织,则分别由工作团分党委和工作队党委领导。这样,县和县以下的各级党政基层组织和广大干部实际上都靠边站了。
  第三是重复老解放区土改中曾经发生过的“搬石头”的做法,展开夺权斗争。1964年6月和10月,中央先后转发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是国家在甘肃兴建的大型铜、硫生产基地。1963年3月,冶金部、甘肃省委工作组进厂搞“五反”运动,夸大企业存在的问题,断定这个厂已“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企业的领导大权,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工作组动员群众展开夺权斗争,对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分别给予严厉处置。小站地区属天津市南郊区,下辖小站公社、北闸口公社和小站镇。1964年3月,陈伯达到这里蹲点,将这个地区的三个村党支部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认为建立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以此为依据,陈伯达直接指挥了小站地区的“夺权斗争”。10月24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要求“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随后不久,中央还进一步发出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下中农协会行使权力的批示。这些指示、批示和文件的下发,迅速助长了已经蔓延的夺权风。各地纷纷进行夺权斗争,重新建立各级领导班子,原来的大多数干部被赶下台。
  不少基层干部对运动的这些做法存在怀疑和抵触情绪,中央认为这是基层干部抵抗“四清”运动。1964年五六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到外地视察,认为多数地方运动搞得不深不透,反映了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10月,华北局致信刘少奇,反映山西、河北等省的县级领导干部在农村社教中有抵触情绪等思想动态。刘少奇当即代中央起草批语,并经毛泽东等其他中央领导人同意,于10月16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这个批语要求及时向地、县两级领导干部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克服“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倾向。
  城市的社教运动在1964年搞得也很紧张。当时工业交通各部的“五反”运动,本来已经于1963年结束,这时又在有的部如建筑工程部重新搞。1964年,全国工交系统组织了13万人的工作队,在1800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开展运动,18个部委有45名正副部长带领22000多名干部蹲点。各省市区和第二轻工业部,还在730个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开展了运动。运动中还出现了乱批乱斗的现象。毛泽东对工业企业状况的估计也过于严重。1964年12月,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随后,毛泽东又在另一个报告的批注中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责任编辑:孙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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