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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中共一大召开时间之谜

2012-07-17

 

中共一大会址

 

  20世纪80年代之前,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竟有20多种不同的说法:苏联B·H·库秋莫夫等说是1921年6月,张国焘、李达等说是7月1日,马林、周佛海说是7月,陈公博说是7月20日,陈潭秋说是7月底,台湾的郭华伦说是7月27日……

  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倡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不久,在解放军后勤学院(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前身)从事中共党史教学的教师邵维正接到通知,从解放军后勤学院临时借调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编写组。

  邵维正承担的任务是起草党的一大这部分书稿。他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梳理,按写作时间、刊载日期、作者姓名、发表出处和开会、闭幕日期的不同说法等,对25种既类似又有不同的意见排列出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

  1979年4月,邵维正开始了对中共一大的考证工作。

  访问亲历者包惠僧

  当时在世的一大亲历者有包惠僧、刘仁静和王会悟,他们都是80岁左右的老人,而且身体欠佳,对他们访问带有抢救活资料的性质。访问包惠僧不算太困难,他当时任国务院参事,住在西便门机关宿舍,对来访者热情而健谈,虽然已是85岁高龄,谈起往事滔滔不绝。

  “我多次访问过他,交谈内容十分广泛,从他的青年时代、建党前后的活动直到晚年如何从澳门回到北京等等。去的次数多了,他记住了我的名字,进入他的家门,包老就幽默地说:‘老朋友又来了,今天谈什么话题?’我最后一次访问是在6月20日,当时他精神还挺好,不料12天以后,他内脏血管突然破裂,来不及抢救,与世长辞了。”邵维正说。

  对包惠僧老人的多次访问收获不小,搜集到的有些内容直接用到了考证材料上,其中许多细节增加了邵维正对建党活动的感性知识。

  访问亲历者刘仁静

  为了寻访刘仁静,邵维正费尽了周折。好不容易找到刘仁静在北京白云路的新居时,老人沉默寡言,十分拘谨,对邵维正提的几个问题都是一句同样的回答:“年龄大了,记不清了。”

  对此,邵维正冷静想了想,又觉得可以理解——刘老一生坎坷,几度磨难,对人对事十分敏感,尤其是对涉及历史、政治方面的问题更是谨小慎微,这大概是他不愿开口的内在原因。

  于是,邵维正一次又一次造访,从拉家常说起,与他夫人和儿子都熟悉了。逐渐,老人也受到感染,了解到邵维正真是为研究历史而没有别的目的,思想上戒备少了,开始说上一两句话。当邵维正问到“您是怎样从北京到上海去参加一大”时,刘仁静沉思片刻,冒出一句:“我记得好像先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后去的上海参加一大。”再细问动身和到达的日期,刘仁静又说“记不得了。”

  就是这么难得开口的一句话,给邵维正提供了一个宝贵线索,他决心以此为突破口,追根溯源,举一反三。

  寻找原始资料《少年中国》

  回忆是重要的,但没有原始资料印证又往往是不可靠的。当得知当时有个《少年中国》杂志时,邵维正受到了鼓舞,接连跑了几天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但都没有找到,原来这份刊物后来没有影印出版。最后,只有靠寻找留存的孤本原件了。

  经过反复打听请教,跑了不少路,找了不少人,邵维正终于在一个图书馆的书库中找到了1921年出版的《少年中国》。邵维正一页一页地小心翻动着这本尘封了68年、纸张已经发黄的刊物,在该刊第3卷第2期找到了对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全过程的详细记载,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刘仁静于7月2日由北京到达南京。这次年会开了3天半,刘仁静有两次发言,而且在“会员消息”中记载:会后刘仁静赴沪。这与刘仁静的回忆相符,邵维正十分激动,认为刘仁静到上海只能是7月6日以后。

  邵维正把刊物中刘仁静的活动记载以及他两次发言的原文摘抄一份,又一次访问他。料想不到自己68年前的发言记录又展现在眼前,刘仁静激动得两手发抖,借助放大镜一字一句地读起来。刘仁静热泪盈眶,感慨万千,也引发了许多回忆,话开始多起来。

  邵维正说:“随后的几次访问,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不仅谈了建党前后的情况,还详细说起自己在苏联的经历、到土耳其去见托洛茨基的过程,留下了不少难得的活史料。我建议他写些回忆,把亲历的事情作为历史见证留存下来。一提到写回忆,刘老又有顾虑了。我反复向他介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希望老一辈对历史负责,把经历留给后代。几个月后,刘老终于写了一篇《一大琐忆》,经我推荐收入到知识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一大回忆录》中。”

  访问亲历者王会悟

  王会悟是一大筹备者李达的夫人、早期妇女运动的骨干。邵维正原以为她在南方,而自己又抽不出时间南下访问,感到很遗憾。他说:“后来听说她有一个女儿在北京工作,几经周折才联系上并得知王会悟本人正在北京治病。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立即赶去看望和访问。当时,她身体衰弱,已卧床不起,就在病榻前,我开始访谈。为不使老人过于劳累,我们每次谈话时间都不太长。王老的记忆已不太清楚,几次访问前后的说法也不很一致,这当然不能苛求。我尽量提供一些情况启发她回忆,访问虽然比较艰难,收获还是不小的,特别是了解到与王会悟直接相关的一大代表借住博文女校的经过以及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等许多真实细节。”

  当年,重新考证一大的邵维正起早摸黑,吃住在中央党校,每天奔忙在各图书馆、档案馆和资料室,多次采访当时在世的一大亲历者包惠僧、刘仁静和王会悟。几个月下来,他收集整理了上千张卡片。他清楚,访问并不能完全回答或确定研究的问题,只是提供了一些片断史料和入门线索,更大的工作量还需详细查阅原始资料。

  查找俄文原始档案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苏联移交过来的部分共产国际档案中,邵维正查到一篇极为重要的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者没有署名,也未注明日期。文章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经过,从文章中谈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这样的语气来看,作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极可能是出自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开头部分,就很明确地点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6个小组,有53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详细占有资料,仅仅是考证的开始,要得出正确的结论还有赖于科学分析和推理论证,不能抓住一点史料就匆忙下结论。关于一大的这份最早的文字材料是孤证,在没有充分的印证材料前,邵维正不敢草率定论。

  逐日翻阅旧报纸

  当资料收集整理告一段落的时候,邵维正的工作重点转向综合分析。他排出每个代表的行踪和到沪的时间,恰恰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的记载,增强了此文的可信度。同时,几乎所有有关回忆都说一大在上海开会的最后一天,受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但又都没有记载确切的日期。直接的记载难以找到,邵维正就只能用间接事件来推断。

  据陈公博的回忆称:“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到一声尖叫,继而便闻一女子悲惨呼叫……那案子直至下午6点多钟才被发觉,凶手早已逃走。”周佛海回忆中也说:“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邵维正同时发现,李达夫妇及其他一些当事者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回忆也证明确有此事,于是想:此案与党的一大风马牛不相及,在性质上没有任何联系,但时间上的巧合,对考证一大日期还是有用的,查清此案时间就可以间接证明一大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

  邵维正立即意识到这种事件在旧上海肯定会成为热点新闻,于是马上联系上海方面协助查找。逐日翻阅上海的几家报纸,果然都有详细报道。很快,邵维正在《申报》等报纸上查出“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的记载。此事发生的时间,系1921年7月31日凌晨。

  从“情杀案”发生的时间证明一大会场受到侵扰是在7月30日,无疑这就是一大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邵维正分析说:“有了这个日期,就可以举一反三:向前推算,一大在上海开了6次会,每天1次,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计8天,7月30日向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与记载吻合;向后推算,一大会场被搜查后,代表们很着急,连夜开会商议,第二天转移到嘉兴南湖,又开了一天会,一大闭幕当是7月31日。”

  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了邵维正的论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编者在卷首加发按语,称之为“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胡乔木动情地说:“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功夫,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大成果啊!”

 

(责任编辑:孙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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