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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档案库”的至危时刻

2018-04-1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张树军



上海这座城市血脉中传承着红色基因。据相关资料统计,上海有革命遗址657处,现存440处。这些革命遗址中,与我们党直接领导相关的有456处,位于静安区江宁路673弄内的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就是其中之一。当我们穿过一条条颇有年份的老弄堂,来到这幢饱经风霜的标准石库门建筑前追寻红色文化时,我们的心灵深处又一次受到震撼。

1930年,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后,鉴于之前由个人携带、保存文电的方式极不安全,并且各部委、各地每日呈报中央文件数量大幅上升,在周恩来建议下,在上海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今江宁路673弄10号)租下一处房子,设立了一个阅文处(从属于中央秘书处),党内同志称之为“中央文库”,专供中央领导阅办文电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规定个人不许再带文件回家,由阅文处统一保管。到了1931年,“中央文库”已收集20余箱文件、资料。为了妥善保管这些秘密资料,周恩来曾特地提出“区别不同情况整理和保存文件”的意见,并委托瞿秋白起草了一个《文件处置办法》,对应当收集、保存的文件范围、内容和编目方法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这里还承担了党中央重要文件资料的收发、保管及秘书处部分机要工作,周恩来、邓小平、项英、博古、王明等领导人的身影也经常出现,这里还曾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所在地。

只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环境下,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这里也以隐蔽的方式而存在。阅文处先由文书科主任张唯一负责,他雅号“张老太爷”,乔装成木器行老板,与“儿子”“儿媳”居住在这里。1931年初,秘书处另一工作人员张纪恩化名“黄寄慈”,说自己是“小开”(富二代),以父亲名义继续租下,对外自称来沪求学。他与妻子张越霞住楼下,楼上亭子间住着两位女中共地下党员:周秀清(又名仇爱贞)和苏彩(又名苏才)。周秀清以张家“娘姨”(即佣人)身份住在这,帮助张纪恩带出生不久的女儿。苏彩则因怀孕住在此,公开身份为房客。楼上厢房供中央领导阅文、起草文件和开会。当时,许多中央领导经常到此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或批阅文电,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开会内容就是在这里讨论商定。各部委非急用的文件、电报、书刊等也由阅文处集中保管。当时阅文处还承担了中央秘书处的文电收分发、药水密写、刻蜡版、油印等工作。为防巡捕搜查,楼上房间被布置成单人间,有床铺,就连洗脸盆架上都放着毛巾、牙刷、牙膏等洗漱用品,一应俱全。张纪恩对外宣称楼上登报招租,租给从不相识的人。他平素编好这样的话,以便万一楼上遭到搜查,可以推脱责任。尽管阅文处的运行如此周密和细致,但惊心动魄的时刻意外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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