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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在古田会议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

2016-12-12党建网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肇基之作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下简称《思想》)是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一部分。

《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内生活政治化”这一命题。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立足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在《思想》中系统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和具体表现,深刻分析了各种错误倾向的根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纠正的办法。我们党在后来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大都可以追根溯源到《思想》这里,有关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些大问题第一次能够在这里找到清晰答案。比如,在关于主观主义的纠正方法中,明确提出“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揭开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大幕。明确指出纠正极端民主化要“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这为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出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科学论断,奠定了坚实基础。明确提出“非组织观点”这一概念,强调“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从这一点出发,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归纳出著名的“四个服从”的组织纪律。还明确提出“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等论断,这与以后提出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重大思想,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和逻辑联系。

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

《思想》在一开头就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明确要求“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教育全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

《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党内批评。指出党内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不应当利用批评去作攻击个人的工具;明确党内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不能只注意小的方面,不注意大的方面,否则“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要求“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能搞“非组织的批评”;强调“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这为当时和后来开展思想斗争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在此基础上,毛泽东1937年写出了《反对自由主义》、1942年写出了《整顿党的作风》等光辉著作,鲜明提出党内思想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方针,以及“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把“自我批评”上升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并认为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古田会议不仅强调了从思想上建党,还提出了从制度上建党的重要措施。《思想》明确提出,“编制红军法规”“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等。古田会议决议共有9个部分,除了《思想》,还对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决议,作了一些制度性安排。


(责任编辑:刘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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