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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生:铁窗壮志冲霄汉

2016-04-27《市场报》刘忠

  


1946年3月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我359旅火速北上,开赴延安。部队行军途中,前后都有敌人的围追堵截。头上暴雨倾盆,脚下山石崎岖,再加上饥饿寒冷和一个多月长途跋涉的艰辛。359旅政治部副主任刘亚生的肠胃病又犯了。病痛使他又吐又泻,浑身直打哆嗦,煞白的脸上,冷汗夹着雨珠一块往下淌,他一声不响咬着牙,坚持着,坚持着……部队首长考虑到刘亚生的身体状况和他上千度的近视眼睛,无论如何不能和部队一起冲过胡宗南的封锁线,因此决定叫他化妆走到延安。那是部队进入陕南宿营地的第二天清早,在一条山沟里的土屋前,同志们正在与打扮成国民党公务人员的刘亚生告别。亚生紧握着首长的手热泪直流。他舍不得离开部队,舍不得离开同甘共苦的同志们,可大家心里又怎能舍得离开他呢?在牛棚里长大的刘亚生,从小就饱尝旧社会的辛酸苦辣,母亲守寡后,忍受屈辱的遭遇,使他格外的懂事。他从小酷爱学习,母亲宁愿节衣缩食也要供他读书。1932年,亚生借了一张中学文凭,拎着一双草鞋,跑到北京,报考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两校录取了。当这两所大学都寄来通知书的时候,亚生正在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拉长嗓门卖报呢。他整天穿街走巷卖报,到大学开学时也没有凑足学费。万不得已,他只好预先卖掉用血汗写就的《中国革命史》一书的出版权,预支了400块大洋作学费,这样才走进了北大。在北大,他终于找到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并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刘亚生刚到359旅时,战士们都认为像他这样一位从北大来的知识分子,一定是一个可敬而不可亲的人,然而,没有多长时间,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与他打得火热,当时他是359旅旅长王震的秘书,按说地位很高,但他从来不摆架子,工作之余,人们常看到他打扫房子,做饭,帮战士们学文化。

  在359旅的司令部里,不管是参谋、文书,还是警卫员、司务长,几乎没有哪一个没有当过他的学生。当时在359旅所有的大学生里,没有哪一个比他更受人尊敬的了。

  送行的首长再次紧紧握着亚生那双微微发颤的双手说“保重吧,刘亚生同志!”这时,亚生像是从梦中醒来似的,大声回答:“对,到延安再见吧!”此时此地,只有延安,才是大伙黑暗中的北斗星,才是大伙力量的源泉,想到不久以后,就可以回到党中央的怀抱,大伙都笑了。

  刘亚生离开部队后的第二天,就被胡宗南的反动军队抓住了,敌人从他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又与妻子同行这一点上判断,他要么的确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要么就是共军的高级人物,于是敌人将他送进西安南郊青年训导总队特一队关押。

  敌人百般刑讯威逼,刘亚生同志始终坚贞不屈。但也有个别人经不起敌人的感胁利诱,丧失革命气节,成了可耻的叛徒。胡宗南知道刘亚生的真实身份后,欢喜若狂,决心软硬兼施迫使刘亚生就范。胡宗南派来劝降的高级参谋讨好地对亚生说:“今天无非是想谈一谈今后的出路问题。”亚生答道:“这很简单,我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一条就是活着和你们斗争。”过了两天,那个高级参谋又来了,这一次他要刘亚生在几个高级军政人员的茶话会上做一个简单的演说,谈一谈内战的责任问题,这一次亚生爽快地答应了。当天晚上,在那些军政要员一个劲的鼓掌声中,录音机被悄悄地打开了。面对群敌,亚生淡淡地扫视了一眼,便慷慨陈词:“……内战的问题,其实是个不需要再三研究的问题,双十协定国民党向人民作了还政于民的诺言,接受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口号,真是再好不过了。全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之后,看到中国将会出现一个休养生息、和平建设的环境,没有一个不欣喜若狂的,中原军区的部队听到公报签字的消息,同样十分高兴,为了这一愿望能够最终实现,我们不惜牺牲,曾经作过不少的让步,最后,几万部队被压缩在一块方圆不到百里的地方,给养的困难可以说达到极点,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6月25日刘峙的部队向我发动进攻。责任问题不是明摆在这里吗?……”听到这里,敌人气坏了,连忙狂叫:“不要说了,快押走。”刘亚生被押回到青训队。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灌辣椒油、坐老虎凳,凡是想得出来的酷刑都用尽了,刘亚生无动于衷;不论是官衔、金钱、美女,还是电刑、吊打、逼供都不能使刘亚生屈服。

  壁垒森严的西安青训队,绞尽脑汁的残暴敌人,结果并没有征服一个赤手空拳的刘亚生。1947年9月,他们只得以转交高级战俘的名义,用飞机把刘亚生运到南京,转入国民党国防部高级战俘秘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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